1943年春，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这位声名狼藉的伪国民政府主席，有过一次会晤。尽管这一历史事件已过去七十六载，距潘汉年被捕也有六十四年之久，而他的平反亦已距今三十七年，但围绕此事的疑云依旧未散。更有甚者，有人将毛泽东卷入其中，声称潘汉年赴南京与汪精卫会面乃毛泽东所派。这种说法纯属臆测，是对共产党形象的恶意中伤！真相究竟如何？本文作者凭借所撰写的多部《潘汉年传》中搜集的档案、口述史料及文献资料，将对此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剖析，以飨读者。
潜入特工总部“76”号
潘汉年，享有中共党内“情报专家”的美誉，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肩负起重大使命，在上海担任中共首任文委书记。不久后，他被调至中央特科，继陈赓之后，担任情报科科长，实现了从文化人向职业革命家的完美蜕变。此后，潘汉年深入敌人心脏，在秘密战线上大显身手。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勇敢的胆识，以及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生死较量，坚守在残酷且充满风险的敌后战场，搜集到了诸多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难以获取的战略情报。
图 | 潘汉年40年代
1939年的金秋之际，潘汉年肩负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重任，于香港设立华南情报局，同时肩负上海方面的使命，着手构建情报网络。那时的上海，已然沦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岛”，局势错综复杂。这里不仅是敌对与友好力量交锋的核心区域，更是搜集各类情报的要地。作为中共在香港及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总指挥，潘汉年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之艰巨，责任之重大。当时情报工作的主要对手为日本侵略者和投敌的汉奸，而昔日的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以及上海的地方势力，已由敌对者转变为同盟者。因此，在对抗日伪势力进行生死搏斗之际，还需巧妙运用矛盾，精心伪装，穿梭于险恶环境中，始终以维护中共根本利益为宗旨，妥善处理与友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一切，更要求在斗争中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
在独具特色的职场环境及严格的职业规范中，潘汉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投身于对汪伪政权的情报工作。他面对的，是那个令人生畏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首脑，李士群。
李士群，原籍浙江遂昌，早年远赴苏联接受高等教育。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不幸的是，1932年，他背离了党的初衷，转而投靠了国民党中统。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清水董三，即上海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官的授意下，李士群于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秘密组建了一支汉奸特工队，为日本情报机构提供协助。汪精卫投敌叛国后，在日方的策划下，李士群的“76号”被汪伪政权接管，成为其扩充势力的关键工具。因此，李士群也得到了重用，相继担任了汪伪国民政府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江苏省省长等要职。然而，李士群性格多变，秉持“有奶便是娘”的处世之道。鉴于此，潘汉年曾与康生等中社部领导商议李士群的问题，他们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与李士群建立联系，争取并利用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1942年春，太平洋战争的硝烟刚刚弥漫。香港的沦陷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潘汉年同志的情报工作中心转移到上海。但那时的上海，局势犹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中共地下党组织与情报人员每时每刻都承受着被日伪特务机关侦破的威胁。为了保障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与情报活动的持续，潘汉年同志一方面派遣中共党员袁殊深入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构内部，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将中共党员关露安插在李士群的身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亲自登门拜访李士群，与之建立了直接的联络，并通过袁殊、胡均鹤等人持续维护与李士群的联系。
胡均鹤，江苏苏州人士，原名登云。早年投身革命事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担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之职。遗憾的是，1932年不幸被捕，随后背叛革命，转而投效国民党，担任中统局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他被调至国民党中统局苏沪区，担任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不久，胡均鹤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拘捕，后投靠李士群，先后担任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科长、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以及“76号”外围组织“上海社”书记长等要职，成为李士群身边的得力助手。胡均鹤与李士群抱持相同理念，均以自保为首要宗旨，因此对此类行为持支持态度。然而，胡均鹤最终幡然醒悟，彻底改过自新。解放后，他被上海市公安局录用。
的确，潘汉年的情报活动巧妙地深入到“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核心决策层，这为他在南京与汪精卫的会晤，布下了至关重要的铺垫。
图 | 40年代袁
为获取日伪“扫荡”
新四军淮南情报深入
1943年春，潘汉年肩负重任，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并兼任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三人小组的书记一职。该小组由潘汉年、赖传珠、胡立教等成员组成。严格遵照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潘汉年远程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亲自深入敌占区，重新布局那里的情报工作，并加强同李士群的联系，以便获取更多重要情报。在得到饶漱石的批准后，潘汉年携带交通员何荦，于三月下旬离开了根据地，再次秘密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后，潘汉年第一时间与负责电台事务的刘人寿取得了联系，详细询问了自1942年11月他离沪以来，上海的情报工作所取得的进展。不久，潘汉年又约见了胡均鹤，向他表明了自己渴望与李士群进行面谈的强烈愿望。胡均鹤告诉潘汉年，李士群目前并不在上海，而是在苏州。若想与李士群会面，他必须亲自前往苏州一探究竟。
次日，潘汉年于胡均鹤的伴随下，乘坐火车抵达苏州。抵达后，他即刻前往李士群的住处。然而，家中的仆人告知李士群已前往南京，并建议若有意与其取得联系，不妨直接前往南京寻找。
南京之行是否可行？胡均鹤与李士群葫芦里究竟埋藏了何种机密？潘汉年一时难以捉摸。但鉴于此次南下的使命，潘汉年还是选择了前往南京，为的是与李士群进行会晤。
潘汉年抵达南京，正与李士群会面，不料李士群突然转告，汪精卫有意接见潘汉年。他解释道：“汪先生此刻心情颇为烦躁，正在策划推行议会政治。得知潘先生亲临，他显得异常喜悦，希望能与您进行深入交流。”
此时此刻，潘汉年终于揭开了李士群与胡均鹤密谋的真相。他们运用诡计，引诱胡均鹤将潘汉年引入南京，进而威逼他面见汪精卫。这一举动不仅旨在展示李士群的能力，还意图借助潘汉年作为中共知名代表的身份，向汪精卫邀功求赏，以期加深汪精卫对他的信任，并在与周佛海的权力斗争中为自己“多添几分助力”。
图 | 李士群向汪精卫汇报
此刻，寻求汇报援助已然为时已晚；然而，断然拒绝亦非明智之举。若是如此行事，恐将激怒李士群，使其在汪精卫面前颜面尽失。纵然李士群对“翻脸扣人”之事并不在意，但若欲从他那里获取敌伪情报，核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切消息，此计划必将功败垂成。经过一番短暂的深思熟虑，潘汉年毅然决然，重拾“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再次勇敢地投身于这场充满风险的冒险之中。
与汪精卫的交谈
潘汉年对汪精卫的生平与现况，不仅洞若观火，更是充满了深深的轻蔑之情。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字号为季新或季恂，并以“精卫”作为其号。他的祖籍源自安徽婺源，现今隶属于江西。家族之后迁往浙江山阴，即今之绍兴。历经明清两朝，其父曾在广东番禺（今广州）担任幕僚，并在那里安家落户。
汪精卫，具有远见卓识，于1904年毅然东渡日本深造，翌年便投身于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洪流。在反清革命的风潮中，他意气风发，曾慷慨陈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雄心壮志，赢得了世人的广泛赞誉。大革命初期，他坚定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倡导并推行“联俄联共”的战略方针。
1925年三月，孙中山病情危重，临终之际，汪精卫负责起草了其遗嘱，此举无疑提升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同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荣获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之后，他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从而集党政军之大权于一身。
他致力于传播革命思想，成为国民党左翼的杰出代表。然而，在1927年春季，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命浪潮席卷长江流域之时，蒋介石在上海掀起了“四一二”政变的序幕。短短三个月间，那位曾高呼改组口号、推崇联俄联共的汪精卫，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胁迫下，加之对工农运动发展的忧虑，最终显露出了其野心，于武汉发动了“七一五”政变，与蒋介石殊途同归，将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推向了内战的泥潭。
自此，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权力斗争日趋激烈，时而剑拔弩张，唇枪舌剑；时而杯酒言欢，共度良宵。全面抗战伊始，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因日军气焰之嚣张而心生畏惧，从一位民族失败主义者迅速沦为民族投降主义者。1938年12月中旬，汪精卫秘密撤离重庆，公然背叛祖国，投靠敌寇，在南京成立了伪中央政府，登上了“傀儡之王”的宝座。
往昔，潘汉年曾对那位反共巨擘展开激烈的批判，撕下了汪精卫那虚伪的革命外衣，暴露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然而，时至今日，他却不得不亲自与这位众人皆欲唾弃的大汉奸见面，这一行为既是在李、胡的操控下被迫做出的，也是情报战线上难以预料的突发状况。更令人敬佩的是，这可看作是潘汉年在特殊使命的感召下，所展现出的超越常人的勇气与胆识。
当日下午，潘汉年应胡均鹤的邀请，乘坐豪华轿车抵达汪精卫的宅邸。此次活动的安排，两人早已精心准备：首先，由汪精卫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迎接。稍作片刻的歇息于客厅之后，汪精卫自楼上缓步而下，与潘汉年握手致意，随后落座，两人便开始了深入的交谈。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绝不会介入你们的议会政治，无论任何人试图以伪装之姿介入，那都不可能。上海的共产党员绝不会以延安的旗号参与其事。尽管如此，我愿意将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据我推测，延安方面不会放弃在重庆的参政会，而转投南京加入你们的议会。”
汪精卫感慨道：“此时此刻，正是我们共谋大业的良机。纵使前行之路各不相同，但若能携手同行，终将汇聚于同一终点。在此，我恳请共产党同志切勿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唯有携手并肩，我们才能共同拯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总而言之，汪对潘说道：“返回途中便请联络。今后通讯的相关事宜，仍将继续由李士群负责处理。”
潘汉年在弥留之际对汪亦言说道：“新四军的壮大，其势已不可阻挡。若你在未来协助日本人之际，遭遇困境并寻求变通之道时，新四军自当不会对你设置障碍，必会为你留下一条退路。”
潘汉年、汪精卫交谈结束。
南京之行的后果
潘汉年访问南京，尤其是此次会晤，尽管并无实质性内容，但他所展现出的既彬彬有礼又寸步不让的风度，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守信念的坚定立场。尽管如此，此次会晤和谈话的政治意义及其长远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不论国共两党在未来相关议题上的表现如何，对于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会晤和谈话无疑已成为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转折。
图 | 潘汉年 早期
自汪精卫公馆踏出，潘汉年仍由胡均鹤同行，再度踏上从南京至上海的归途。抵达上海后，他先后与李士群进行了两次会晤。在四川北路的一座日占军官公寓内，潘汉年亦与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展开了交流，内容多属日常。与此同时，潘汉年还与刘人寿等人深入研讨了敌后占领区及淮南根据地的交通联络问题，并对沪宁地区的情报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布置与指导。
潘汉年初返淮南。
或许是出于对饶漱石的疑虑，亦或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因素，潘汉年在向其汇报时，仅就上海的情报动态及日伪军近期内不会发动大规模“扫荡”行动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却有意隐瞒了与汪精卫的会面细节。然而，这场会面之后，国民党立刻指责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与汉奸汪精卫相互勾结，一时间流言四起，纷纷扰扰。
潘汉年未能及时向组织高层汇报，尤其是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对他寄予厚望之时，他却对流传于外的种种谣言深信不疑。鉴于这一情况，党中央特地发布文件，旨在对这些谣言作出明确澄清。
提及李士群，自潘汉年卸任不久，便不幸误食了一半含有剧毒的日本牛肉饼，于1943年9月9日在苏州的家中意外辞世。自此，以潘汉年与李士群为中心的情报对抗就此落下帷幕。然而，在这场历时四年的情报较量中，潘汉年始终难以释怀的，是他与汪精卫的那次会面；对于中共党组织来说，这则一直是个待解的谜题。
1955年3月21日，潘汉年同志抵达北京，并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此次会议上，代表上海市与会者除潘汉年同志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以及夏衍等五位同仁，共计六位代表。其中，陈毅同志荣任上海代表团团长之职。
在本次党的代表会议上，散发了涉及饶漱石、扬帆在上海涉嫌“重用、庇护及掩护反革命分子”的文件，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被捕，扬帆同年年底被送往北京接受隔离审查的事件。这些事件让潘汉年深刻认识到，饶漱石、扬帆的问题已经与他本人息息相关。鉴于他实际上是上海市公安、政法领域的领导者，同时也是扬帆的直接上司，尽管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方案最终由饶漱石决定，但若无潘汉年的首肯，胡均鹤便无法获得所谓的“重用”。此外，他还背负着个人难以启齿的隐痛——1943年春季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的往事。
随着胡均鹤被捕，饶漱石与扬帆的疑团也逐渐揭开，中央接连下达多道指令，责令各级高级干部必须如实陈述个人历史问题，并承诺将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处理。在此背景下，潘汉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能再将对内心的忧虑深藏不露。4月1日，会议结束后次日，潘汉年与陈毅进行了坦诚的交谈，详尽地描述了十二年前，在李士群和胡均鹤的胁迫下，被迫与汪精卫会面的经过，并对长期以来未向组织汇报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同时，他将亲自撰写的报告交给了陈毅，请求其转交给中央。然而，数日之后，潘汉年不幸被捕。这次南京之行，最终为潘汉年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点。
潘汉年案已全面昭雪，南京与汪精卫的历史会面疑云也已揭晓。尽管如此，为何有关传闻仍旧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主要是部分热衷于奇谈怪论者、虚构故事者、盲目追随者以及心怀叵测者。为此，我们再次披露潘汉年在南京与汪精卫会面的真实情况，目的在于终结谣言，揭示事实真相。同时，通过深入研究党史和国史，吸取历史经验，为我们的未来进步提供智慧与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