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5日，新中国成立之初，首位归来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踏上了从香港至广州的归途，重返祖国大陆的温暖怀抱。在我所查阅的诸多大型工具书中，诸如《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二十世纪中国图志》等，均明确记载了这一发生在48年前的重大事件。
卫立煌之所以重返故土，其背后原因引人深思。他曾在五年前秘密离港，那段在香港的隐居生活鲜为人知。归国后的五年里，他受到了尊崇的待遇，其中包括被赞誉为“哀荣”。虽有部分书刊对这段经历有所提及，但往往表述模糊不清。鉴于历史因素，部分细节至今仍不宜公之于众，而档案与口述资料的匮乏也导致某些叙述存在偏差或失准。然而，卫立煌归国前后的种种往事，不应被尘封。是时候揭开谜团，对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回顾了！
01，采访柴春生获得史料线索
1983年10月18日，我轻轻敲响了南京市北京西路10号一户平凡住宅的门扉——那正是跟随卫立煌将军二十余年的副官柴春生的女儿所居之地，老人便随她共同生活。
柴春生在1937年之前曾在山陕交界的风陵渡税务部门短期任职。进入1938年冬季，他加盟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西安的办事处。该办事处的主任吴德海，恰巧是卫立煌的外甥。凭借这份乡情和亲密的友情，柴春生得以由吴德海引荐，迅速获得了卫立煌的青睐。自此，他长期追随卫立煌，并成为了其贴身副官之一。
卫立煌软禁后转赴香港。1948年10月31日，沈阳城告破。前一天，得益于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运作，国民党的空军一架专机将东北“剿总”司令兼代行辕主任卫立煌从沈阳解救，他乘坐此机经葫芦岛返回北平。卫立煌预料到老蒋会将辽沈战役的败局归咎于他个人。值得一提的是，采访柴春生后的第二天，即10月19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罗道善在参事室办公室向我透露，1948年2月，卫立煌在乘坐飞机视察锦州战场时，目睹了范汉杰部队被围困的惨状，他在飞机引擎的轰鸣中写下纸条：“一切的一切，我们来晚了！”罗道善看完后，卫立煌要将纸条撕毁并收进自己口袋，这表明卫立煌已意识到自己接替陈诚赴任东北，实为替罪羊。事态已无法逆转，20天后，他悄然逃往广州。然而，不幸的是，风声走漏，蒋介石下令将卫立煌夫妇从广州押回南京，并将他们软禁于上海路5号的住宅中，长达一个月之久。
蒋介石退居幕后，李宗仁接任“总统”职务的翌日，便迅速下令撤除了对卫立煌宅邸的宪兵监视。卫立煌鉴于蒋介石仍握有实际权力，认为退避三舍乃明智之举，于是在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即1月29日，他驾车假意外出闲逛，直至抵达上海。在一位王姓友人家中，他果断剃去平日钟爱的络腮胡，仅用七天便办理了相关手续并购买了船票，仅携柴春生、任异堂两位随从一同前往香港。在海轮上，他换上了便装并戴上墨镜，还贴上了两片头痛膏药，伪装成一位富商的模样。轮船停靠台北一小时，为了避嫌，卫立煌通过熟人关系，从头等舱暂避到船头。抵达香港后，卫立煌一家入住铜锣湾国泰酒店。不久，任异堂返回广州接来卫的子女并取回行李。又过了十天，韩权华也从上海乘坐海轮抵达香港，全家人得以团聚。
负使命，汪德昭牵线 四月的一个清晨，一位不期而至的客人踏足香港，他的名字叫汪德昭。汪德昭，江苏灌云人士，祖籍安徽，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随后远赴比利时和法国深造，师从著名的约里奥·居里夫人。1940年，他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担任研究员，参与了全球首台声呐装置的研发工作。1947年的夏秋之际，当卫立煌将军在欧洲进行考察时，汪德昭，韩俊华大姐的女婿，陪伴在侧，并担任翻译。汪德昭是一位秉持进步思想的科学家，与法国共产党有着联系。在考察期间，卫立煌曾向汪德昭透露了自己反蒋、追求光明的决心，并嘱托他设法将这一信息转达给中共方面。在卫立煌离开欧洲之际，汪德昭向他反馈了从国内中共权威人士那里经苏共、法共传来的信息，并欢迎卫将军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时机，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汪德昭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兼任原子能所九室主任、声学研究所所长，同时也是中科院物理学数学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协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汪德昭此行至港，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他成功地在卫立煌与中共香港党组织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据柴春生所述，卫立煌首次造访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住所，正是由他陪同前往。该书记的居所位于铜锣湾半山，名为张铁生。
02、前五年，香港思归徬徨
终于“归去来兮”！
1949年10月1日的午后，我国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开国大典与阅兵式，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翌日，这一载入史册的“改朝换代”巨变，迅速占据了香港各大报纸的头版显要位置。
贺电示“投石问路”意
毛主席：
在先生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革命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自此，全中国人民拥有了伟大的领袖，新中国的繁荣富强指日可待，举世为之欢腾鼓舞，衷心拥护。我们怀着无比的向往和衷心的喜悦，激动不已，特此敬电祝贺。朱副主席、周总理代表我们表达最诚挚的祝贺！
煌十月江电
在电文中，“江”字代表着“三日”的寓意。此份电文，真挚地流露了卫立煌对新中国政权诞生的热切向往。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他历经战火洗礼，身经百战，虽然地位不断攀升，然而细细思量，无论是军阀之间的混战，还是国共两党的对抗，多数情形下不过是“国人自相残杀”，恍若一场梦境。梦醒时分，唯有遗憾充斥心头。他对共产党以及新政府抱以厚望，期盼新中国如旭日东升，光辉灿烂。
“成为一名真正践行孙中山革命理念的国民党员，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或许更为深远。”果不其然，在抗日战争中，卫立煌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并顶住压力，向其战区内的八路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与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在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上，他没有积极响应蒋介石的垂死挣扎式反攻命令，这实际上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基于这些考量，身处香港的卫立煌向新政权领导人发出祝贺电，实属情理之中。
不久，柴春生自张铁生处获取了关键讯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以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均表示，热切期待卫先生随时归来！
策反“归队”之路，在香港并未带来安宁。卫立煌抵达港岛不久，便得知前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从昆明秘密抵港，意图前往北平参与筹备新中国成立的新政协会议。于是，他前往杨杰暂居之处进行探望。恰逢杨杰外出，便留下一张字条，约定次日再行拜访。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第二天清晨，杨杰在寓所遭特务暗杀的消息便出现在报纸上。卫立煌对这位老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离世感到极度悲痛。他自己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曾多次更换住所，从国泰大厦迁至金龙台九号，全家占据三楼，后又迁往元朗乡间，以躲避台湾方面的耳目。
卫立煌昔日的两位参谋长途经香港，他曾分别对他们进行劝说，期望他们能认清时局，迷途知返。然而，一位后来赴台湾，先是担任大陈岛警备司令，继而又成为“国防部长”，另一位则如同黄鹤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他的一个曾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同乡从台湾归来，卫立煌便采取了“避而不见”的策略，以防他前来游说。台湾方面屡次派遣特务，或通过报纸发表文章，或联络卫立煌的部下，动员他尽快回到台湾“归队”。但卫立煌决意不再重蹈覆辙，重返那条旧路。
被骗，雪上加霜“我身为一名中国人，未来我必将重返新生的祖国！”
然而，随着卫立煌一家以及数十位陆续前来香港投靠的部属的生活费用不断累积，逐渐演变成一项棘手问题。为了解决这一困境，不得不着手开展经营活动以增加收入。起初，卫立煌亲自出资，并由柴春生负责注册，开设了胜斯酒店颐和园酒家。在经营过程中，虽然仅获得微薄利润，但总算为解决燃眉之急提供了一丝希望。
在此期间，前国民党战略顾问、二级上将熊式辉亦在港定居，常与卫立煌相会。熊式辉的一位同乡开设了一家小银行，极力劝说卫立煌参与合资。卫立煌便将手中所有现金全部投入该银行。然而，那位同乡竟是一位骗子，银行仅营业两个月便关门大吉，人也消失无踪，卫立煌持有的银行存折亦化为乌有。熊式辉随后转至曼谷经营纺织业。祸不单行，卫立煌不得不携家带口从元朗的乡村迁至市区，入住原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军长余程万的家中，以此节省房租。这一切发生在1953年底。雪上加霜的是，卫立煌加快了返回大陆的准备工作。
消除疑虑，取道澳门返程卫立煌归国之际，最大的担忧源自于他是共产党公开指认的43名“战犯”之一，心中不禁疑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真的会不计前嫌吗？就在这时，195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口号。同年年底，周恩来得知卫立煌在香港对“战犯”身份仍有顾虑，便托韩权华的侄女韩德庄写信给卫立煌，邀请他和家人回国：“在太原曾深夜长谈的那位故友，希望您和您的夫人能够归来！”卫立煌一眼便认出这是当年在太原彻夜长谈的周恩来，仿佛有了信物，心中的忧虑得以消解（韩权华亦收到与邓颖超相识的六姐的来信）。1955年年初，卫立煌主动联系中共在香港的机构，表达了自己愿意随时返回祖国大陆的意愿，并请求安排行程。
3月14日，卫立煌及其随从数人，悄然从香港九龙抵达澳门。翌日凌晨，一艘经过改装、看似平凡的船只，悄然升起锚，穿越濠江，驶向仅一水之隔的祖国大陆。这条绕道澳门以确保安全返回的路线，传闻是周总理亲自予以批准的。
03、后五年，大陆信任与荣誉得。
倍极哀荣
卫立煌一生中最耀眼、最具影响力的时刻，首先是他于抗战后期率领中国远征军英勇作战，屡建奇功，赢得了盟军的高度赞誉，其形象甚至荣登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而另一次让他再次成为全球焦点的事件，则非1955年的“归来”莫属。
广州收到毛泽东回电3月15日的晨曦初露，卫立煌夫妇便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旅程，起点是拱北码头（现今的珠海市）。稍作歇息后，他们沿着中山、顺德的路线前行，于下午4点钟抵达广州。在这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协的副主席林李明，以及华南分局统战部的副部长、省政协的副主席饶彰风，已在宾馆中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紧接着，华南分局的书记、广东省委的第一书记陶铸亲自接见了卫立煌。
卫立煌向新闻界公开发布了《致台湾袍泽朋友书》。
翌日清晨，卫立煌在接待了来访的新华社与中新社记者之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发去了电报，告知自己安然无恙地返回。翌日早上9点左右，林李明派遣其秘书携来毛泽东主席的复电。
中央华南分局即送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已悉。闻先生即将归国，倍感欣慰，期盼先生能早日抵达京城，共叙旧情。若先生有兴趣，不妨在旅途中一窥当地风貌，预计在本月底或下月初抵京，亦不失为良策。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当天，《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载了新华社发布的《卫立煌回归祖国》一文，而香港社会各界围绕卫立煌的“神秘失踪”传闻，亦随之有了新的解释。
三月的花城，繁花似锦，春意盎然。在市区度过的五日里，卫立煌先生拜访了黄花岗烈士墓与中山堂，游览了工人新村、农学院、岭南文物宫以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还登临越秀山，漫步热带植物园、海珠公园，并观赏了海珠桥的壮丽景观。此外，他观看了京剧、桂剧、汉剧及歌舞表演，穿梭于百货商场，并在从化温泉度过了三日的悠然时光。这一切所见所闻，都令他感受良多。海内外报刊纷纷连载，发表了对卫立煌先生的访谈录。
谈及归国的感悟，心中涌动的情感实难尽述。兴奋与喜悦充盈了我的胸臆，竟不知该如何一一道来。卫立煌先生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香港《大公报》于3月底以《访问卫立煌夫妇漫记》为题，推出了连载报道，《大公画刊》则于4月7日以整版图片的形式，以《回到祖国的卫立煌夫妇》为题进行了报道。而远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华文报纸，也纷纷刊登了中新社记者所采写的专访内容。
沿途游览，抵达北京备受欢迎。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卫立煌决定采取“沿途观察形势”的策略。3月26日，他们抵达杭州，31日又抵达上海。4月4日，卫立煌夫妇在无锡接到中共江苏省委转达的周恩来总理的电文，通知他们总理将于7日启程赴亚非会议，并请他们速速来京。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当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女士设宴款待了卫立煌夫妇。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亲切会见并设宴招待了卫立煌。在此期间，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张治中、傅作义、龙云、邵力子、余心清等均会见并设宴款待了卫氏夫妇。
抵达京城后的首场交际活动中，韩权华倍感欣喜，因为她重逢了阔别已久的父亲及众位姐姐。韩家祖籍同样源自安徽，自20世纪初便常居京津地区。位于北京西琉璃厂尽头的南柳巷，坐落着韩家七姐妹的父亲韩诵裳所居住的宽敞宅院。他曾担任北平盐业银行的经理，解放后更是荣任全国政协委员。卫立煌与韩权华的归来，无疑给韩老先生带来了极大的慰藉，而姐姐们亦是喜出望外。1955年的北京韩家，唯一缺席的，便是远在美国的五姐咏华——她不仅是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贤内助。
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卫立煌先生深受新中国的信任与尊敬，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以及民革中央常委，更继龙云先生之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职。他始终秉持严谨的态度，勤奋学习，力求与新时代的思想同步。1957年，他入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深造一年，并受邀参与多项政治活动，包括思想改造和反右运动等。在彼时背景下，周总理对他后来的进步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其学习态度端正，成效显著。他频繁出差巡视，足迹遍布煤都大同、钢城包头、玻璃工业的摇篮秦皇岛、塞外重镇张家口，乃至广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每一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各地参观考察时，他流连忘返。当然，他亦未忘却故土之情，计划回合肥，探访皖西的佛子岭水库。庐剧晋京演出时，他陪同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观看，并热心地向他们介绍庐剧的前身“倒七戏”的历史渊源。在闲暇之余，他还为国内外报刊撰写文章，宣传新中国的辉煌成就。
卫立煌先生曾出席多场与印度尼西亚总理和越南主席等国际领袖的会晤，然而，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无疑是1957年4月16日那个夜晚，他参与的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盛大宴会。在那晚，周恩来总理向伏罗希洛夫主席引见卫立煌先生，并提及“国共两党曾两次携手合作”，毛主席紧接着补充道：“我们正准备迎来第三次合作”。次日，《人民日报》的头版便刊登了这一消息。这是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构想，也是这一词汇首次在国内外报刊上出现，且是专门针对卫立煌先生而言。卫立煌先生因此备受赞誉，他自己亦深感荣幸。他始终致力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坚信台湾终将回归祖国怀抱。海峡两岸同根同源，任何外来势力的干预都是徒劳的，注定要失败。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误解终将消弭。1956年，他在《人民画报》第9期发表文章《回到祖国大陆以后》，感慨道：“百闻不如一见，我对此深有体会……在这祖国建设如火如荼的时期，我深切地感受到，每个人都有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机会……任何明智之士，都应果断地站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与家人朋友团聚，共同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国家。”
卫立煌在北京
他荣获了荣耀而圆满的归宿。卫立煌夫妇在重返大陆的当年夏日，相关部门便为他们安排了北戴河的疗养之旅，此后亦持续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1958年“五一”节庆典期间，卫立煌在天安门广场上突然感到胸口不适，被搀扶至休息室稍作休息后，便提前离场回家。然而，他彻夜难眠，喝水亦难以咽下，仿佛食道受阻，怀疑自己可能遭遇了“中风”。当天便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此后，他一直住院治疗，身体状况时有起伏。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8日头版报道：卫立煌将军因长期遭受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的困扰，近期又不幸染上肺炎，虽经多方治疗，终未能挽回生命，于1月17日凌晨零时四十分在北京与世长辞。卫将军乃安徽合肥人士，享年64岁。
1月20日，首都各界人士齐聚中山公园中山堂，共同举行对卫立煌的公祭活动。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临时中止了在上海的公务，乘坐夜车火速返回北京，亲自主持祭奠仪式。与周总理一同参加祭典的，还有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陈毅、习仲勋、张治中、傅作义、包尔汉等知名人士。张治中在悼词中回顾了卫立煌同志的一生，他提到：“卫立煌同志在青年时代便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堪称善始；然而，其后却历经了一段漫长的黑暗反动时期；在抗日战争中，他积极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由此开始为人民谋福祉；最终，他回归祖国，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反对外来侵略和国内敌人的斗争，以及祖国的建设事业，得以善终。”公祭仪式结束后，卫立煌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中共高级干部为伴，实现了光荣而圆满的归宿。
04、相关说明
一、卫立煌返抵大陆之初，我国政府即拨予他每月500元的生活津贴，随后将其行政级别定为四级。国家为其配备了专职司机、厨师、警卫和一名服务员，此外，还配有随员柴春生、刘性夫二人。其日常开销，则由卫立煌自行承担。
二、卫立煌夫妇初归大陆时，暂居于北京饭店。至1955年6月，他们搬入了经过修缮的麻线胡同2号院落。1960年1月，卫立煌先生不幸病故，韩权华女士及其子女认为该四合院过于宽敞，遂提出更换为较小的四合院。因此，他们迁往了棉花胡同2号。同年6月，柴春生向相关部门提出，鉴于我们并无固定薪资，且卫先生已故，本人希望能返回南京。
三、1960年7月，遵照中央统战部的指示，南京市委统战部联合江苏省民政厅与南京市人事局共同协商，决定将前国民党上校军需柴春生安置于南京航海仪器二厂担任仓库保管一职。柴春生的月薪定为60元，起初由统战部承担40元，工厂支付剩余的20元；随后，支付方式颠倒，柴春生继续获得60元月薪。直至1975年柴春生退休，其月收入依旧保持60元。
四、在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筹划国庆招待会的名单时，特别将韩权华、郭翼清、洪希厚、刘芸生四位女士冠以“起义将领四夫人”的称号，并强调：“她们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亦不容小觑。”因此，卫立煌将军也得以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将领并列，被统称为“起义将领”，这无疑是一种新的表述方式。韩权华女士于1975年1月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此后在历届人代会上均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作为国务院参事，她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直至1985年1月30日在北京离世，享年82岁。
附读：卫立煌小传
卫立煌，字俊如，亦名辉珊，1897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即公历2月16日，于安徽合肥县城郊的卫杨村（后更名为卫扬村）诞生。其童年时光在初等教育中度过。
1912年伊始，我投身于辛亥革命的烽火之中，毅然加入了和县学兵队。1916年，我抵达广州，次年得益于吴忠信的举荐，得以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并迅速晋升为警卫排长，随后投身于东征北伐的战场。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夕与之后，我身兼数职，历任镇江警备司令、徐州戒严司令以及南京卫戍司令，并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深造。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参与了蒋介石组织的对红军的“围剿”行动，所部在蒋伏生师的指挥下，作为先锋部队率先攻入鄂豫皖根据地的核心金家寨，因此荣获以我名字命名的“立煌县”（即今日的金寨县）这一特殊荣誉。此外，我还受命镇压了“闽变”。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拘禁，而我则随其一同被扣。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于庐山最高军事会议期间，我首次与红军高敬亭部展开了“岳西和谈”。1937年10月，我指挥第十四集团军等部队，与日军展开了忻口会战。在此期间，我历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与我所节制下的八路军建立了密切且友好的合作关系。1944年春季，我受命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成功打通了中印公路，由此声名远扬，享誉中外。
1948年2月，我受命担任东北“剿总”司令一职。在此期间，我并未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战略。辽沈战役的失利后，我悄然前往广州，最终抵达香港。1955年3月，我重返大陆。此后，我先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60年1月17日，我因病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