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西路军分散突围后，大部分将士因伤病、饥饿被俘。据史料记载，共计五千六百余名西路军官兵被俘，其中包括一千余名女战士（多为红军医院的护士、宣传队队员）。这些被俘将士，在马家军的关押下，经历了一段地狱般的岁月。马家军对待西路军战俘的手段极其残忍。在张掖，马家军将三百余名红军战俘驱赶到城西的沙滩上，用机枪集体扫射，仅留下少数年轻力壮的士兵；在武威，马家军将五十余名红军女战士关在一座寺庙里，日夜折磨，不少人不堪受辱，选择自杀；在西宁，马家军将被俘的红军将领押到街头示众，然后残忍杀害。红五军副军长罗南辉、红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人，均被马家军凌迟处死。即便是幸存的战俘，也遭受着非人待遇。他们被关押在西宁、张掖、武威等地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每天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修建公路、开采煤矿、开垦荒地，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却只能得到少量发霉的青稞饼。许多战俘因营养不良、过度劳累患上重病，马家军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将重病者扔进荒野，任其自生自灭。据幸存战俘回忆，在西宁的集中营里，每天都有战俘死亡，最多的一天死了30余人，尸体被直接埋在乱葬岗里。西路军的女战士，面临着更为悲惨的命运。马家军将年轻貌美的女战士挑选出来，或送给各级军官当妾，或卖到妓院，或赏赐给士兵当“战利品”。红三十军医院的护士刘淑芳，被俘时年仅18岁，被马家军一名营长看中，强行纳为妾。刘淑芳宁死不从，多次试图逃跑，均被抓回毒打，最终在1937年5月趁看守不注意，跳河自杀。还有部分女战士被关押在“女俘营”里，被迫从事洗衣、做饭等杂役，随时可能遭到马家军士兵的骚扰和侮辱。她们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折磨，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许多人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会连累家人，只能在暗中流泪。幸存的女战士回忆：“那时候，我们每天都活在恐惧中，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只盼着能早点脱离苦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合作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任命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谢觉哉、驻西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等人，负责与马家军及国民党地方政府交涉。营救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马家军当局对释放战俘态度消极，马步芳担心释放战俘后，会遭到中共的报复，同时也不愿放弃这些“免费劳动力”，常常以“战俘叛乱”“需要审查”为由，拖延释放时间；另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府（如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也对营救工作设置障碍，试图借此削弱中共的力量。为了突破阻力，叶剑英、谢觉哉采取了多种策略。叶剑英在西安多次会见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形势，强调“释放西路军战俘，有助于团结抗日”，迫使蒋鼎文向马步芳施压；谢觉哉则在兰州与马家军代表谈判，承诺“释放后的战俘将全部加入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不会留在河西地区”，消除马步芳的顾虑。同时，中共还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要求其督促马家军释放战俘。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马家军终于同意释放部分战俘。1937年10月，第一批被俘将士（约800人）从西宁、张掖等地被释放，由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派人接往兰州，再转赴延安。至1938年初，共计约两千余名被俘将士获释，其余战俘因“被马家军强征入伍”“下落不明”等原因，未能及时释放。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部分获释的西路军将士，并未选择立即返回延安。许多被俘将士经历了战场失利和被俘后的折磨，身心遭受巨大创伤。他们中，有的人亲眼目睹战友被集体屠杀，有的人被马家军打断了手脚，有的人被迫从事高强度劳动，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些经历，让他们对“战争”“军队”产生了恐惧心理，甚至不愿再拿起武器。同时，部分将士在被俘期间，为了生存，被迫在马家军的“悔过书”上签字，或暂时“归顺”马家军。这种经历，让他们在获释后产生了强烈的羞愧感。他们担心回到延安后，会被视为“叛徒”“投降者”，面临审查甚至处分。红九军一名幸存的连长回忆：“我在被俘时，被迫签了‘悔过书’，虽然是为了活下去，但心里一直很愧疚，觉得没脸见延安的同志。”当时党内对于西路军失败的责任认定，存在一定争议。1937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虽然这一决定主要针对张国焘，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西路军官兵（尤其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仍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审查和质疑。这种政治环境，让部分获释人员对返回延安心存顾虑。他们担心自己会被贴上“张国焘路线追随者”的标签，影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一名原红三十军的战士说：“当时听说中央在批判张国焘，我们这些从四方面军出来的人，心里都很不安，怕回去后被牵连。”部分被俘人员在长期关押中，身体状况极差。有的患上了肺结核、关节炎等疾病，无法立即承受长途跋涉返回延安的艰辛；有的失去了劳动能力，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他们需要时间治疗和恢复，只能暂时留在当地。同时，还有一些人在被俘期间，与当地百姓建立了联系，甚至在当地组建了家庭、从事了小生意（如开杂货铺、当铁匠），有了临时的生计。他们不愿轻易放弃现有的生活，选择先留在当地，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返回革命队伍。当时的通讯条件有限，许多被释人员对党的最新政策了解不够。他们不知道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不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甚至不知道延安的具体位置和路线。这种信息闭塞，让他们无法及时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影响了他们立即返回根据地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