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徐景贤有幸与毛主席同列于中共九大主席团。
作者：范文发
原题：徐景贤，还记得吗？
作者简介：稿件奉上，本人曾就读于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响应国家号召，前往吉林延边珲春投身农村建设。1977年，我有幸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深造。在学术与职场生涯中，我曾担任大学教师，也曾在企业管理领域耕耘。业余时间，我热衷于文学创作，著有《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多部纪实文学作品。
经历过“文革”岁月的国人，尤其是上海市民，提及当年上海市委书记“徐老三”（即排名仅次于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定然耳熟能详。张春桥与姚文元长期任职于中央，而“徐老三”则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上海的实际领导者。
徐老三即徐景贤。
在“文革”前夕，我还是个少年，曾在上海的少年宫有幸聆听徐景贤先生的文学讲座。彼时，他举止儒雅，言谈间透露出从容不迫的节奏；他曾创作过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话剧《年轻的一代》以及散文集《生命似火》等作品。在我心中，他是一位真正的文化人。
有句话说得好：一项优良的体制足以将恶人转化为善者，至少能更为有效地遏制恶行；而一项败坏的体制则有可能将善者转变为恶人，抑或迫使善者出于无奈协助实施恶行。“文革”史无前例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时间，神州大地波澜壮阔，民众纷纷起义、争夺权力，舞台上上演着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秉持着强烈的“党的组织观念”的文化人士徐景贤，亦毅然从市府机关走出，投身于这场造反的洪流之中。
▲1967年盛夏，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首次莅临上海，与徐景贤等领导人士进行了亲切会面。
那是一个难忘的1967年夏日。我所就读的控江中学，得益于其早期积极参与革命大联合的行动，成为了全市“复课闹革命”的典范。
市领导代表徐景贤于学校礼堂发表演讲。即便他依旧保持着清瘦白皙的形象，却激情洋溢地提高音量，挥舞着手臂，口中不断涌现出革命口号；最后，他高举双臂，慷慨激昂地呼喊：“革命青年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最终胜利，你们认为呢？”话音刚落，礼堂内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一刻，我才深刻感受到，这位文化人身上已深深烙上了造反派的印记。
翌年，我在凛冽寒风中，伴随着哭声，踏上了开往插队落户的列车。彼时，工宣队的师傅激动地贴着车窗宣布：市领导徐景贤同志和马天水同志将亲自前来为革命青年送行！我坐在车厢中，沉默不语，心中满是对亲人离别的哀愁，哪里还有心情去理会徐景贤们的事？
正当徐景贤之流在“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诱惑下，纷纷攫取权力时，我和那些知青伙伴们却在“坐地日行八万里”的豪情中，与天地抗争，宛如两条并行于不同轨道上的列车，各走各路，互不相干。
▲1965年9月，徐景贤（图中左三，后排）作为中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越南，有幸得到了胡志明的亲切接见。
随着“四人帮”的审判落幕，徐景贤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那个年代，大学校园里电视并不常见。恰巧，同寝室的温良在吉林大学附近的兽医学院有熟人，每晚他都会跑去那里观看审判的直播。虽然镜头不多，但它们足以让我看清了站在审判席上的他：与十年前相比，他的神采已不复往日，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黯淡。
徐景贤自此消失。
世间之事，往往颇具戏剧性。二十年后，在一次偶然的朋友聚会上，我竟意外地与徐景贤同坐一桌，而且座位相邻，令人不禁感叹缘分之妙。
此刻的徐景贤，身形佝偻，已不复往日的挺拔之姿。（事后方始得知，原本身高一米八的我，竟缩水至一米六几。）步伐蹒跚，一瘸一拐，这一系列症状均源自于严重的关节炎困扰；眼窝深陷，拉长的面部轮廓显得异常瘦削且凹陷。
尽管年过古稀，他却总是洋溢着热情，面容上洋溢着笑容。他的声音依旧清晰，思维亦如敏捷。
得知我的职业是从事房地产业务，他随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房屋建造与销售的疑问。我手头恰好携带了一份自编的策划小册子，便不假思索地递给了他。然而，我内心深处却在想：他或许只是随意搭讪，找些话题来打发时光，对于策划类内容，他恐怕并无太多兴趣。
▲在2006年，本人（位于左三位置）向徐景贤先生慷慨赠予一份关于房地产项目策划的详细书稿。
仅仅数日之后，徐景贤便来电告知我已阅读完那本小册子。随后，他提出了疑问：“能否指导我，如何判断房产是否物有所值？主要应依据哪些因素？”我回应道：“关键在于地理位置，即土地价值较高的房产，这一核心指标足以决定该房产的基本价值。”
“哎，这不正如选购数码相机时必问像素，挑选钻石时必问克拉数，购买音响时必关注最大不失真功率一般……”他接连抛出诸多生动而浅显的比喻，果真不愧是一位饱学之士。末了，他谦逊地评价道：“你的策划书颇具文学韵味，真是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建筑营销课。”
如此一来，那本薄薄的小册子促成了我与他的第二次、乃至第三次相遇。尽管他以往从事的是党务工作，然而身处繁华的工商业之都上海，加之他聪慧好学，对城市规划、环境建设，乃至建筑风格和市民需求，他都持有独到的见解。正因如此，我们之间产生了许多共鸣。
纵然我们拥有相同的语言，他却背负着造反的过往以及那段长达18年的牢狱生涯的印记。鉴于此，我选择保持距离。他家位于天平路，我虽多次路过，却始终未曾踏足其门。徐景贤热情好客，曾邀请我上楼共品茶，我却婉言拒绝了。回想起来，他那时已是一位公民，我为何还戴着偏见的眼镜看待他，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
十年“文革”于我而言，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回忆。然而，时至今日，文革的真实情形尚未全然展现在公众面前，因此那段历史在我心中依旧未能画上圆满的句号。
可惜，鲜有人能够完整地述说“文革”的真相，而那些有幸亲历其间的，也大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便离世而去。徐景贤感慨道，他细细回溯，实在难以觅得一位能够担起书写重任之人。
继而，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悔过：他向剧作家、演员诚挚地承认了错误；他向广大市民、青年学子诚恳地道出了歉意；他无所畏惧地直面敏感领域，决心将那段已知的历史——“文革”，以全貌的形式，完整地回忆记录下来。这构成了他心灵深处的一次净化之旅。历经数年的案头苦修，他终于挥毫成章，撰写了一部回忆录，名为《十年一梦》。
在这部《十年一梦》中，他深刻审视了自己“愚忠”的一生，并使自己的“脑袋”真正回归到“肩膀”之上，重拾自主思考的能力。
我细读了《十年一梦》两遍。鉴于全书仅作者一人之回忆，其局限性自是难免；然而，作者那敢于自我反省的勇气，却给人以全新的感受。我关注并接近了徐景贤。
徐景贤为作者签名赠书
十年“文革”，其间的历程犹如将一个民族推入野蛮的泥沼：物质生产力与人文精神双双倒退。在这动荡的年代，上海的“徐老三”亦曾撰写煽动性的造反宣言，组织民兵誓言“誓死捍卫党中央”。正如俗语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理中外皆同。上帝指引人类趋向崇高，而魔鬼却诱惑着人陷入污秽。
诚然，徐景贤在“文革”期间涉足诸多所谓“污秽”之举，然而，他亦曾流露过“崇高”的举动。
在“文革”动荡时期，他独善其身，但并未使亲朋好友一同得志。即便是他唯一的亲弟弟在湖北恩施农村插队多年，他也未曾同意将其调回上海；对于亲戚中渴望参军者，他亦未曾伸出援手，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尽管他的父母在破旧的石库门里辛勤倒马桶数十年，居住环境简陋，缺乏煤气与卫生设施，但他也从未设法改善父母的居住条件。
▲程乃珊
在一次轻松的交谈中，作家程乃珊向我讲述了四十年前的一桩往事：她的同事在早晨骑行上班途中，不慎车身擦碰到了一旁行驶的小轿车后轮。该同事急忙刹车，幸运的是并未摔倒。随后，从小轿车走下来的徐景贤，时任市委书记的他俯身关切地检查骑车人是否受伤，并连声致歉……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桩小事，却让人对徐景贤心生敬意。
确实，我有目共睹。记得有一次聚餐，饭店门口的垃圾桶边散落着几只塑料瓶。先到的徐景贤不辞辛劳，弯腰逐一捡起这些塑料瓶，并将它们投入垃圾桶。这一细微举动，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他高尚的品质。
因涉及“文革”期间的罪行，徐景贤于1976年10月遭到逮捕。然而，鉴于他交代问题坦率、态度积极，并且始终恪守“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起初预计接管上海的任务将面临极大的复杂性，工作也将异常繁重，为此特地组建了一支由17名省部级和58名司局级干部组成的强大团队。然而，接管过程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和稳定。在此过程中，徐景贤等人所展现出的服从与配合精神，功不可没。
▲1972年五月，徐景贤出访朝鲜，与金日成进行了友好会谈。
法庭正拟对他实施不予起诉的宽容处理；马天水作为上海的首要罪犯，原本将被判处18年监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马天水突然患上精神病，导致无法对其定罪判刑。然而，上海乃“四人帮”势力之要地，若要依法严惩一名首要罪犯，其判罚自当重。彼时，上海市委中还有一位女书记王秀珍，她曾是一名普通的工人，文化素养相对有限，若将她作为首犯推上审判席，实难令人信服。因此，原本未予起诉的徐景贤意外地戴上了首犯的罪名：判决监禁十八年。
徐景贤被囚禁于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不止一次地提及：若非家中的温馨关怀，他恐怕难以度过那段漫长的狱中岁月；而他的家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这一切只是为了在18年刑期结束后能够与亲人团聚。
徐景贤、葛蕴芳夫妇晚年
太太葛蕴芳深知他对书籍的热爱，于是按照他的推荐书目，四处奔波借阅。即便身形瘦弱，她依然肩负着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换乘三辆公交车抵达杨树浦，每月一次的探望从未缺席。正是这些滋养心灵的书籍，以及亲情的温暖，为他构筑了一道坚实的内心防线。
的确，他内心深处总感到对妻子和一双女儿有所亏欠。他的妻子，葛蕴芳，曾是夏衍的首位秘书，资历深厚，是一位资深的干部。然而，如今却因丈夫的关系，党籍被剥夺，退休待遇也降至一般离休干部的水平，失去了原本的处级待遇。
女儿们正值中学毕业之际，然而父亲的入狱使得她们追求大学梦的希望化为泡影。大女儿不幸患病，在从农场病退并待业两年后，终于被分配至食品生产车间担任学徒。三年后，她成功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工人，主要负责糕饼、月饼等点心的加工工作。
徐景贤晚年与女
在八十年代中叶，他的两个女儿相继步入婚姻的殿堂，而两个外孙也陆续降临人世。提及此，他感慨万分，直言道，在狱中得知女儿们各自成家，亲眼目睹小外孙的照片，那种喜悦之情，就如同在酷热的六月，猛然喝下一碗冰镇汽水，畅快无比。
1990年代，与他一同被监禁的“四人帮”首脑，或已离世，或已被释放，唯有徐景贤，因严重的关节炎而仍身陷囹圄。葛蕴芳大胆地给时任及前任的市委领导各致一书，但结果却是音信全无。随后，我直接向邓颖超同志致信，鉴于担忧信件在途中被截获，故而在信封上署名“赵炜同志亲启”，而在信纸内部则清楚地说明了希望她能代为转交邓大姐。
葛蕴芳清晰忆起，1972年，邓颖超大姐莅临康平路市委领导家属区，依次走访了姚文元、王洪文及徐景贤的寓所。不过，她并未造访张春桥的住宅，那是因为当时传闻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在历史上存有争议。
▲在1973年9月16日这一日，徐景贤有幸陪伴邓颖超女士，一同前往上海虹口公园，对鲁迅先生的墓地进行瞻仰。
邓大姐紧握着葛蕴芳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道：“小葛啊，景贤同志始终紧随主席的脚步投身革命事业，你们务必要给予他全力支持，与他并肩作战，一同忠实地追随主席，继续投身革命洪流！”
邓颖超秘书与葛蕴芳仅有一次短暂的相遇，然而她并不势利，心怀同情。趁着邓大姐病情中的短暂清醒时刻，她将徐景贤的情况透露给了她。邓大姐随即提笔，批示道：“请上海市委酌情处理”。
仅仅这几个字，便在短短数日之内，促使徐景贤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此事发生于1992年6月。随后，他在1995年5月刑期届满后获释，并于1999年恢复了其公民的政治权利。
服刑期满，他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安置人际关系？养老金由谁负责发放？同案犯王秀珍曾是工厂职工，出狱后得以回归原单位——国棉三十一厂，养老金由厂方负责；至于徐景贤，曾是市委领导，刑满释放后，是否还能保留干部编制，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最终，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每月不得不负责发放生活津贴：起初，这笔津贴仅有数百元，之后虽增至一千元，但仍不足以应付日常开支。他热爱阅读书籍与报纸，这两项爱好便已耗尽了大部分的生活费用。
徐景贤为了家庭开销，与妻子一同搬至女儿家居住，并将自家的房屋出租。他私下向我透露，家中长女身体欠佳，而小女婿失业尚未找到新工作，能否帮我介绍一下工作？考虑到他的困境，尽管我并未确信能成功，但我仍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2006年，本作者（位于左一）与徐景贤（位于左二）等人士一同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后来，他的女婿在我的朋友公司任职，因业绩卓越，持续担任项目经理、部门经理等管理层职位。徐景贤夫妇对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半开玩笑地调侃道：“徐老师曾担任市委书记，那可是部长级别的职务呢。以前想要帮忙都不知从何入手，现在咱们成了朋友，面对面交流起来事情处理起来就顺畅多了。”
无论贫富贵贱，上帝均以“生”字展陈其所有杰作，继而又以“死”字将其一一收回，整个过程简洁而果断。
2007年10月31日的上午，徐景贤孤身一人踏出家门，赴友人之约。午餐时分，他与朋友们畅饮畅谈，举杯共庆。午后两点，他步履沉重地归家，稍作休息后，便在沙发上沉浸在书海之中。此时，太太葛蕴芳正在厨房忙碌，忽闻门外传来一声异样的呼喊，她急忙奔出厨房，只见徐景贤已瘫软在沙发上，人事不省。尽管妻子大声呼唤，他却始终未能醒来。他手中紧握的，是他钟爱的那本书。他未能迎来那一个月后本应到来的75岁生日庆典。
他已远行，依照他的遗愿，亲人们将他的遗体无私捐献，以助力医学研究的伟大事业。
行色匆匆，这或许是人生中最极致的从容之态；亦是人生中最自在的谢幕方式。然而，遗憾仍在其心中萦绕。
徐景贤扫墓。
记得徐景贤曾对我言道：“《十年一梦》所记录的事实，仅揭露了其中的六成，尚余四成深藏于胸臆之中。”
我懂他为何写不出来。我问徐景贤：当时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上面的指示，尤其是“一月革命”，那夺权的全过程更是上面亲自部署直接指挥，你只是个执行者啊。
他答非所问道：“执行者为何精神不振？”他低声自语。“昔日，因心灵之灯失色，方致诸多过失之举……”
我领悟了他的言辞。这种精神，恰如屈原所崇尚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洁品质，亦如陶渊明所恪守的“不为五斗米而弯腰”的坚贞气节。
杜威论知识分子特性。“首先，体现在独立思考上，坚决不将他人的听觉、视觉、智力视为自己的；其次，对于个人所秉持的思想和信仰，承担起全部责任，无畏权威的压迫，不惧监禁与死亡的威胁，唯有真理才是其追求，无关个人得失。”
这场“文革”将这些精神剥夺殆尽，使得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民族陷入了深渊。环境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何其重要的作用！
历经“文革”时期的生活体验，我们是否每个人都应进行深刻的反思呢？
徐景贤见证“文革”离世。他的反思令人深思。
回顾过往，我们绝不能使整个民族忘记那段“文革”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