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徐向前元帅在回顾过往岁月时，对张闻天和王稼祥所采取的策略略有不以为然之处，相比之下则高度推崇毛主席的智慧。他曾坦言，红军最终还是需要由毛主席来领导，否则难以达到革命目标。这一看法根植于他对那个特殊历史时刻的亲身体会。
在十位元帅中，贺龙与徐向前同毛主席的相识时间最迟。直到1935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历经艰险，共同在长征途中实现了会师。原本兄弟部队携手本该欣喜，然而实际情况却并未如此顺畅。根本原因源于张国焘的影响。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元老党员，资历深厚，统领红四方面军且掌握重兵，言行间带有浓重的军阀色彩，野心勃勃。他手下曾经铲除多名高级将领，如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等人，这些激烈做法在队伍内部激起了不少不满与反感。
两军主力会师后，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见面便对红四方面军提出批评，质疑其决策与路线，认为其不应脱离鄂豫皖根据地。这种直接的指责言辞让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难以接受，他们反问中央红军，既然号称正确，也离开了中央苏区，为何自身处境同样艰难？双方争执不休，彼此埋怨，原本的团结意气反变得氛围紧张。实际上，双方应当彼此理解，着眼于共同优点，而非急于发掘对方的不足。
那时张闻天负责全党事务，王稼祥也是中央核心领导。他们都具有苏联留学背景，理论水平突出，但应对真实的革命斗争却缺乏足够经验。刚一见面就展开批评，极易引发内部隔阂。此时毛主席格外强调团结，他不主张互相苛责，而是要求各方协作一致。徐向前后来从彭德怀口中得知，毛主席曾建议“五军会师宜以团结为重，不宜相互指责”，此言一语中的。
那一阶段，红军整体实力尚处弱势，面对的敌人综合力量远高于自身。唯有内部团结，才有可能突破困境，打赢革命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会师之时红四方面军相比中央红军拥有更强实力。这个事实，决定了过度批判会激化裂痕，反不利于最终胜利。此时首要任务是协同北上，完成长征，为革命找寻新的落脚点。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以理论见长，然而过于书卷气，忽略了斗争实际。批评虽有道理，然时机不当，终究弊大于利。徐向前正因如此感慨，毛主席确实高明。
回顾整个中国革命历程，毛主席始终将队伍团结摆在中心位置。他力争团结所有可团结之人，无论是王明、张国焘，甚至凯丰等党内异见者，毛主席均努力寻求理解和合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对张国焘错误展开批判，但力度过大，造成红四方面军部分将领心生隔阂。许世友等人更因此陷入险境，险些脱离革命队伍。是毛主席挽救了许世友与洪学智等人，使他们重新返回战场，为革命做出贡献。可以说，毛主席的决断与包容为中国革命避免了巨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