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粤港澳全运会火炬传递现场，郭基辉、郑志雯、李家诚、何超琼等香港豪门代表齐聚尖沙咀，唯独李嘉诚家族缺席——两个儿子未露面，长江集团连代表都未派遣。
这场国家级庆典的“冷清观礼席”，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曾被称为“李家的城”的商业帝国，如何从“华人资本天花板”沦为时代掉队者。
李嘉诚的商业传奇始于1950年代塑胶花厂的崛起。他以精准的商业嗅觉踩准地产、港口、电讯等风口，构建起横跨全球的商业版图。从香港中环长江中心到伦敦泰晤士河岸，从巴拿马运河港口到欧洲电信网络，“李家的城”曾是香港的真实写照——小学生作文里写“这里是李家的城”，财经新闻天天报道他，连西方政客见了都要客气三分。
这种“超人”光环，在2025年3月迎来转折点：李嘉诚家族试图将全球港口资产打包出售，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关键节点，开价228亿美元。这一举动瞬间捅了马蜂窝——外交部点名“关乎国家安全”，港澳办批评“企业家应以国家利益为先”。经过145天博弈，中远集团强势介入，交易最终改写，李家“服软收场”。
火炬传递当天的“缺席”，并非偶然。当郭基辉穿着红色运动服举着火炬冲过尖沙咀，路边手机闪光灯连成一片；郑志雯带着团队与官员挥手致意；李家诚与何超琼姐妹合影留念时，李嘉诚家族的观礼席空荡冷清。
这种对比，在随后爆发的“泼红漆事件”中更显刺目——一名中年男子在长江中心门口泼洒红漆，喊着“赚够了就跑？香港人的钱都被你卷走了！”，被保安按倒时仍在挣扎。街坊邻居私下议论：“以前觉得他是超人，现在怎么觉得越来越远了？”
这种信任裂痕，在公众议论中持续发酵。茶餐厅里，茶客用筷子敲着碗边说：“以前看他捐学校建医院，以为真是大慈善家，结果楼盘开价一天一个样，普通老百姓哪买得起？”护工吐槽中秋捐的月饼“临近保质期，包装镀金中看不中吃”。更有人翻出旧账，指其早年开发的天水围楼盘“故意把窗户设计得狭小，怕穷人看到海景影响奋斗意志”。这些细碎的抱怨，像潮水般淹没了“超人”的光环，李家从“榜样”沦为“只顾自己赚钱”的符号。
对比其他豪门的动作，李家的“掉队”更显清晰。郭基辉带着新鸿基砸200亿进南沙，建产业园、修跨海大桥，深圳前海地下管廊都是其工程队在挖；郑志雯牵头搞“香港生物样本库”，与大湾区12家医院联网，钟南山团队都来合作；李家诚揣着50亿跑去肇庆投新能源电池厂，刚铺开生产线就接了广汽订单。
而李泽钜在伦敦收机场，李泽楷把电讯盈科总部搬到新加坡，父子俩总提“全球化无国界”，却忘了大湾区早已成为世界工厂——腾讯在东莞建新总部，华为研发中心搬去松山湖，澳门何家都跑来珠海开中医药产业园。他们还在用殖民时代的“离岸资本”逻辑算账，以为欧洲古堡比大湾区厂房值钱，结果长和系香港写字楼空置率飙到15%，连中环长江中心都空着半栋楼，而郭家产业园租出去80%，郑家医疗项目拿了国家补贴，恒基电池厂订单排到明年。
这种战略错位，本质是资本逻辑与时代航向的偏离。当国家安全红线被触碰，当公众对“只顾赚钱”的模式失去耐心，当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载体，李家的“旧地图”已无法指引新航向。郭家挖隧道时想着“湾区通勤1小时”，郑家建医院时盯着“12城医保互通”，恒基投电池厂时算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他们都没提“全球化”，却把生意做进了国家的规划里。而李家还在计算“欧洲港口收益”与“香港写字楼租金”的差值，却忘了资本能漂洋过海，根却得扎在自己的土地上。
如今，98岁的李嘉诚在深水湾豪宅里看报纸，头版是郭家南沙产业园封顶的消息，角落小豆腐块写着长和欧洲业务利润跌了12%。时代的船票只有一张，攥着旧地图的人上不了新船。李家的教训清晰：企业可以满世界赚钱，但根不能断；商人可以算利益账，但航向得跟着国家的浪头走。毕竟，火炬还在传，大湾区的船正往前开，要想不被甩下，就得把锚抛在自己的海里。
这场从“超人”到“掉队者”的变迁，不是欧洲港口不够值钱，而是忘了香港写字楼的玻璃总要对着大湾区的方向。当全球南方国家用拒绝制裁表明立场，当东南亚集体拒绝选边站队，当“李家的城”从作文模板变成街头闲话，时代早已写下新的注脚——资本的浪头永远向前，而能扎根的，才是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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