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麒，于1921年降临人世，地点乃辽宁绥中。自七七事变爆发，学生潮涌动，他亦随波逐流，迁往徐州。在徐州警备司令部，他担任文书一职。随后，他考取了黄埔军校十五期甲等班，在校期间，因对京戏的精通，赢得了俞济时的青睐。
1940年，陈瑞麒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被分配至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警卫团，担任排长一职，随后逐步晋升为营长。抗战胜利之际，陈瑞麒与俞济时不期而遇，经其引荐，陈瑞麒被任命为总裁警卫师的政治部主任，并兼管军法处事务。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后，该警卫师的一万多名官兵被调至奉化，陈瑞麒亲身经历了蒋氏在奉化的晚年时光。（1948年5月，国民政府警卫大队更名为总统府警卫总队。1949年1月，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警卫总队的主力部队被派往奉化，承担起保卫工作。）
1949年，蒋介石在游览雪窦山途中，途径一村落名为岩下。恰逢当地山民举办婚礼，蒋介石一时兴起，便与村民一同欢庆。他坐于八仙桌的上首，扮演起“老娘舅”的角色，热切地等待新娘的到来。
溪口蒋家生活
我们一万人，四个团，溪口附近几个县都有（我们的）人，溪口大概有一个团，2000多人，都在外围，怕共产党进来。（蒋介石）有内围的保卫，大概有五六百人，我们是外围的，我们是大部队，我驻到武岭中学。
蒋介石在其母亲的陵墓旁建造了居所，他常驻于此，每日必至母亲陵前祭拜，归家之频次则相对较少。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我们每日都能目睹其身影。距离他们的住所仅两华里之处，有一座公园。他们夫妻俩每日清晨都会前往那里散步，大约耗时半个多小时，于公园内漫步两圈。因此，我们每日都能与他们相遇。至于警卫的安排，士兵们面向公园，而军官们则面向内部，整齐站立。蒋介石经过时，他们便会敬礼，有时蒋介石也会回礼，或是轻轻挥手示意，我们并无资格与他们交谈。除非他们主动发问，否则我们不得随意开口。这便是那时的情景。
蒋介石于家中蛰居长达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亲赴前线指挥上海之战。在他离去之后，我们代为守护了他的母亲之墓。自他走后，我们方才得以全面接管事务，得以进入他的办公室。在他离开之前，我们并无此等资格。
他的办公室内空旷无物，仅有一张办公桌，两旁各悬挂着两张大幅照片，一张是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合影，另一张则是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珍贵瞬间。室内除了一张办公桌与他所坐的椅子外，别无他物，任何访客到来，均需站立而谈，因为并无多余座位。
屋内铺陈着一张尺寸与居所相匹配的西藏风格老虎毯，其上栩栩如生的大老虎图案，与相邻的客厅遥相呼应。那间客厅内，沙发等家具一应俱全。每当有客来访或需处理事务，便可在隔壁客厅接待。然而，办公区域却因空间有限，无法提供坐席，座位实乃寥寥无几。
蒋经国所居之处为两层楼之宅，屋内陈设简约，仅摆放着西式餐具与两张钢丝床，夫妻各自居住。他出入必经前门，门前便是宽阔的河流，开门即见波光粼粼，若需通行，便需乘坐船只。而此门正位于武岭牌坊之下。
一日，守卫于门岗值守。蒋经国的两个儿子已年过十龄，却戏弄警卫，要求其行礼。警卫拒绝，恰逢洋婆子（蒋方良）在阳台目睹此景，她用俄语斥责，两个孩子随即被叫至面前，受到了严厉的责备。事后，孩子们主动下来向警卫行礼，情形便是如此。
那座宏伟的大礼堂，曾是张君秋为众人献艺的舞台。若身处南京，我们便无此荣幸；而彼时之地，我们得以坐在蒋介石的身后，与他一同观赏戏剧。蒋介石身旁，有两个稚童相伴，那是他的两个孙子，珍贵的存在。
在溪口隐居之际，蒋介石时常对着政事的变幻莫测感慨不已，然而，他对乡邻和族人的热心关照，却始终感受着那份深深的温暖。观此照片，可见蒋介石在与族人交谈时的喜悦之情。
警卫→二级战犯
接到命令之际，我们尚滞留溪口，未敢擅自前行。原计划宰杀二十多头肥猪，众人分食。师长却表示不可，我则挺身而出，承诺自己将承担一切责任。蒋介石已然离去，这等物资自当不宜留置。
“三个月内必能打回去。”他的离乡背井，率军指挥上海之战，这一切都是我们后来方才得知的。而他离去时，并未告知我们。
解放军的部队，已经快到康岭，康岭离溪口只有五十里路。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走，师长是我的军校老师，他是六期的，（大家觉得）不走不行，咱们几个人能打得过共产党吗？走，到台湾不枪毙咱们么，把溪口扔了，把他母亲坟扔了，咱们负得起责任么。大家研究，在康岭这个地方布置一个连的兵力。车头都倒转过来，（解放军）那边啪啪来了一排枪，那时候我们都自动武器，解放军部队前进了，（我们假装）不能前进，回头就跑，到台湾好交代，所以我们就跑到宁波，上船走了。
在象山县就住下了，象山县中学的校长跟我处得很好，我住到他家里，一个竹林里面。住里面，楼上是他的外甥女，这个外甥女天天来找我，（问）你们有多少人，都在什么地方，问这些事情。我说人多了，哪都有，我能告诉她实话么，结果我们了解她是共产党的交通员，咱也不能把她怎么样，你问我，我不答复你，我乱答复你，你就得不到实在消息。
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就是一个跑，没有别的目的。共产党到象山了，跑到南田岛对面，南田岛距离大陆共产党的地方，大概是望远镜看有三四千米，我们住在这边，他们（共产党）住在那边。拿望远镜一看什么都看见了，但是他过不来，小船根本过不来，那时候共产党什么都没有，军舰、飞机都没有。我们在南田岛住了三个月，后来走了。
（后来）开到桃花岛，出桃花石的地方，离本岛沈家门比较近一点了，我们在那，就想往台湾跑，但是没去了。舟山的防守司令石觉，把我们召去开会，我们说要到台湾，（他说）不行。你们就在这打共产党，我给你们个手令，台湾将来有什么处分，由我负责。
留下来以后，共产党打过来了，正好打到我们岛上来了，已经攻上来了，大家开会研究怎么办。说现在没有办法了，只有放下武器了，放下武器不打了。我害怕，因为我一个是出身不同，第二我担任政治部主任，这种工作人员共产党特别重视。我就到船舶管理所，我说还有船没有，都让共产党打去了，还有什么船啊，一只船没有，走不了了。
我静静地坐在海滨，手中紧握着一个小巧的皮箱。南方的海浪拍打着岸边，那里有一处高高的海坎，其高度约有二十米。我坐在坎沿之上，公文箱便随意地放在身旁。箱内装有手枪、望远镜，以及一台当时颇为稀有的美国进口收音机。那时的收音机价格不菲，价值一百块大洋，换算成现今，大约相当于二十多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收音机颇为罕见，全靠进口，我们便得以通过它收听来自各地的最新消息。
八路军已经离我20多公尺，站起来。我也不站起来了，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一脚就把里面重要公文，共产党的东西都踢到海里面去了，到我跟前一检查，我穿个斗篷，你干什么的，我（要是）说我是当兵的，人家也不相信，我说我是连长。
他当场检查一番，发现那件斗篷和衣服竟无袖子。那名士兵解释道：“这是大官的服饰，所以没有袖子。”随即，他带我前往杭州战俘管理处。大约过了一年时间，组织部派人找我，还带了一个姓陈的浙江人，他的妻子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医学教授，他自己则是黄埔军校第十四期的毕业生，而我则是第十五期。我们被召集到组织部。按照规矩，我们应该报到并敲门，但我们却径直推门而入，直接坐下。面对他们，我们毫不畏惧，任凭他们如何处分。
他们便向我们告知，南京现已设立了军事学院，命你们二人前往那里担任教员。然而，无论是他（陈）还是我，都无意前往。既然我们俩都不肯就任，便成了二等战犯，即乙级战犯，事情便是如此简单明了。
1949年1月，蒋介石及其子蒋经国，与家人同游溪口，留下了珍贵的一刻。
蒋介石退居溪口之际，于1949年3月21日深夜，与蒋经国谈论修订家谱及整理天一阁藏书的事宜。次日，蒋氏复与族中长辈商议编撰直系族谱的计划，并阐述了宗支源流：“江南之同姓源自函亭，武岭一脉直承龟山。”
对两蒋的评价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曾在江西担任县长一职，继任后更升任专员。夫妇俩携手，每日清晨，各执一柄扫帚，从县政府门前开始，清扫街道。他的勤勉由此可见，无论是身为县长还是专员，都亲力亲为，与民同乐。他们夫妻俩，两把扫帚，并肩扫除，展现出深厚的亲民情怀。
您在电视上所见蒋介石之骂人场景，实则不尽然。蒋介石平素举止严谨，正襟危坐，日常事务多由宋美龄操持，他亲自发声的场合实属鲜见，便是这般情形。
昔日，流传着一个笑话：与袁世凯共餐，常至撑腹之极；而与蒋介石同桌，却往往饿肚而归。蒋介石素来不沾烟酒，与客对饮，不过是一杯清水而已。菜肴亦不丰盛，七八样菜已足矣。相较之下，袁世凯则豪饮不绝，大口品尝美酒。
蒋介石，据我所知，他即便将头深深埋入麦田之中，屁股高高抬起任人打击，也绝不屈服。在正面战场上，他指挥了数十次抗战战役，诸如八一三、一二八、长沙会战等，无不由他亲自下令发动。长沙会战中，只要我国军民与日军交战，他便会派人支援，无论多少，他都会派人，这是不容置疑的。我国百姓已投身战场，难道他可以置身事外，坐视不理吗？显然，他也必须参与战斗。
1949年，在故乡奉化，蒋方良怀抱幼子蒋孝武，乘坐着三轮车缓缓前行。其后，长子蒋孝文亦紧随其后。而在远处，一位戴着墨镜的人影，正是蒋经国。
本记叙内容系根据陈瑞麒先生口述内容整理而成，为保留其原声口述的风貌，未经任何校对或修正，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