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那市郊外的一条泥泞道路上，工厂大门上的铁链与锁头闪着晦暗的光。门口聚集着几个穿着制服的男人，神情木然。地上丢着几张写了“权益”与“绝不妥协”的标语牌，雨水已经把字迹浸成一团。旁边的警卫望着远处，他没试图劝阻什么，知道他面对的不是几个工人，而是一场持续四年的撤退拉锯——谁都知道，门里的工厂早就是废墟，但门外的战争远没结束。
如果你在印度办厂会怎么想？也许你会羡慕那些谈笑风生、挥动订单、工人排队伺候的企业故事。但光鲜背后，你会不会更关注一件事：如果干砸了，怎么收场？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你把希望扔给了市场，市场把问题扔回给你，而法律、政治、劳资交织的泥潭，比工厂积水还难清理。
通用汽车在印度的撤退，是企业史上难得的“教科书”案例——一场不流血，但也不见阳光的拉锯。时间轴拉长得出奇：2017年宣布退出，到了2020年关了最后一家工厂，直到2023年才大致办妥所有手续。浦那市工厂单这一个包袱就拖了四年才卖掉，硬生生上了“世界慢退排行榜”——印度平均关一个厂要4.3年，新加坡只需一年，德国十五个月，英国顶多两年。你说是工序太复杂？还是该相信神明？反正通用最后把一场投资变成了73亿人民币的清算。
专家的评论通常很精妙，“退出障碍就是进入成本”，印度的劳资、官僚、市政、法律，各种限制环环相扣，让想走的人多一步都得翻一次关。你不是在开厂，你是在走钢丝。这个过程中，通用汽车“深刻实践”了企业如何在复杂体制下完成收尾：不仅亏损10亿美元，还得组织资源给新计划“输血”，比如电动车。地缘政治的脚风一忽儿飘到中国，一忽儿刮向美欧，通用除了在印度发愁之外，可能更有空研究外星人技术。
说到印度法律，咱要承认它的“细致”：通用首当其冲的困境就是劳资纠纷。一千一百多名员工对遣散方案不买账，打官司提告通用违规，要求无论如何都得“保障到底”。印度劳动法规定，裁员要支付一年工资、没解决还得继续发钱。法庭裁决干脆，之前不给全额、那就继续给一半，反正维权路上谁都不差那几张工资单。即使上诉成功，也不能让员工退钱——这不是讲理，是讲程序。
事情越搅越复杂，连劳工部长都下场“否定关厂”：企业亏损？等着东山再起呗，你们美国人不是会玩资本吗。工会则坚决不撤，要求恢复工厂、重新录用所有员工，要不然——承诺全额工资和医保直到退休。潜在买家吓得像见了鬼，谁敢接手这“温度极高”的包袱？
通用想钻个空子，让每个员工签“放弃打官司”的协议，换一些赔偿——失败。工人代表直接上绝食抗议，政治人物也来凑热闹。你说这是工人保护？还是资本陷阱？现实里两头都没人真正满意。终于在2023年，法院裁定通用可以关厂，高院拍板维持，工会才认了赔偿——每年工龄补偿110天工资。大批员工跌出中产轨道，开出租车、蹬人力车，放在社交媒体上，舆论只会提一句“市场选择”。那些曾在厂区匆匆忙忙走过的中年背影，如今或许还在翻看当年工卡，感叹工资能换的不只是钞票，也是人生最后的保障。
对比同时期的福特，情况简直像两个世界。福特在古吉拉特邦关厂，塔塔集团迅速“接盘”，同意安置所有员工，政府协助，法院乐见其成。南边金奈，工人上诉一样有，政府直接支持，设备调转了事。甚至工厂产权保留——福特说不定哪天还回来出口点零件。此刻福特在金奈的技术中心雇了一万多人，搞软件、分析账目，简直是拿印度变身后花园。
数据永远不会说谎，但也不会讲故事。印度每年工厂关闭率只有3%，越南17%，美国9%。退出门槛太高，导致大量“僵尸工厂”在地里发酵，占着资本不生产，资本效率低下，活力都堵在体制血管里。企业要么勉强混日子，要么苦候变天。印度制造的梦想从来不缺口号，但地上那些脱落的标语始终提醒着，现实不是用汗水抹平的。
从通用汽车在印度的撤退到关厂的四年拉锯，我个人最大体会是：真正的风险，不在进场，而在离场。很多关于印度市场的想象，被大数据和人口红利增色太多，但实际操作里，资本的进退，远远不是简单的进出。复杂的劳资关系、官僚系统、政策波动和地区政治，像一大锅老汤加上二十种佐料——最后熬出来的，不一定合你口味，也没人保证能消化。
说到底，这也是对所有“全球化梦想家”的提醒：别总觉得进场难，退出更难才是业务的最大试炼。外企在印度的人生，像警察办案一样，不光要查进货渠道，也得想好怎么收场。我们总认为前途无量，其实很多时候结局比过程更值得琢磨。只不过，现实里没人能保证“退出自由”，法条、政客、工会、市场——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最后剩下的那点残羹冷炙，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结尾留个问题，供夜半思考：一个国家如果退出成本远远高于进入成本，是不是早晚变成了资本底层的“幽灵工厂”？进与退，风险真正均衡的世界，究竟会长什么样？现实里也许没有完美答案，但也许有更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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