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在战史上，骑兵基本是无可争议的最强兵种。任何一支训练到位、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几乎就意味着在野战中占尽优势，不用太多努力就能获胜——毕竟，步兵虽然能百战不败，但两条腿的总跑不过四条腿的，所以常常只是打得碎碎，但想彻底消灭对手就难了，因为对方还是能随时卷土重来。而骑兵只需一次击败步兵，后者的歇菜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举个典型例子，就是高粱河之战。当时宋军用的战术是围点打援，把幽州城（现在的北京）作为诱饵，吸引辽军的援兵，想通过一场战斗彻底消灭他们的野战机动部队。这个策略一旦成功，燕云十六州就指日可待，指尖都能捏住似的。
宋军的战术安排可以说是相当巧妙，执行起来也相当果断。耶律奚底、萧讨古、耶律斜轸、耶律沙这些辽国的老将领带领的援军拼了命都冲不破宋军那坚不可摧的步兵阵型，反倒被宋军逐步推进，逼得他们不断往后撤，越来越远离幽州城。
虽然战斗持续了20多天，宋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而辽军虽然屡战屡败，反而越打越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得归功于宋军基本上都是步兵，靠着装备优势，再加上出色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以及时刻保持高度警觉、严阵以待，才能硬挺住辽军的攻势。不过，人嘛，不是机器，难免会累，会懈怠，甚至会掉以轻心，心存侥幸。这样一来，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负面因素呈指数级增长，导致宋军依仗的步兵大阵逐渐露出破绽，漏洞百出。
反过来说，辽军主要靠骑兵作战，所以即便打了不少败仗，损失也没多大——打不过就溜。凭借着灵活机动的优势，他们在轮着休息的同时，还能不停地骚扰、耗损宋军，导致两边的体力和士气差距越来越拉大。
所以，当耶律休哥的部队赶到战场展开总攻时，宋军彻底崩溃，被“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辽史·卷八十三·列传第十三》）。连宋太宗赵炅都中两箭，没办法只好抢过辆驴车，连夜逃跑，幸免于难。这事后来被人调侃成“高粱河车神”。
类似的一幕也发生在西汉天汉二年（前99年），刘彻派李广利率军远征匈奴，又打算让李陵为其运送粮草。但李陵立功心切，想独率一军出征，可刘彻已经凑不出他这一路部队所需的战马了。初生牛犊的李陵根本不在意，说自己光靠步兵一样能打胜仗：
皇帝说：“将军们莫要相互欺骗呀，我派出很多军队，不能让你骑马。”李陵回答：“没有骑兵，臣愿意用少数兵力去迎战，从步兵五千人进入单于是庭。”皇帝很高兴，一口答应了，随即就下令让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半路迎接李陵的军队。
于是，李陵带着五千步兵单枪匹马上路。他们从居延（现今甘肃酒泉）出发，沿着北方向前，跑了好几百里，后来在浚稽山（就是现在的蒙古土拉河和鄂尔浑河的源头附近）遇上了匈奴的主力军。最多的时候，这支孤军被敌人大约二十倍的骑兵包围，情况非常危急。因为匈奴基本都是骑兵，好打不过，只能果断撤退。
汉元帝时期的名将陈汤曾对汉匈之间的战斗力做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一汉顶五胡”，这句话出自《汉书·傅常郑甘陈段列传第四十》。但实际上，老陈的说法可能有点儿谦虚——若用当时8万骑兵收拾5千步兵的规模放到一千多年后的宋明朝代，那简直像用热刀切黄油，几乎没有伤亡就能解决战斗。不过，要是真放到李陵手上，汉军的实力就要强得多，要远敌弓箭厉害，近战又有长刀铁甲，让匈奴手中优势尽失，却也没那么容易得手，还经常见到骑兵被步兵追着跑，有点儿搞笑的效果。
李陵就这么带着部队辗转千里，几次成功把匈奴的猛攻打退，杀敌超过一万，可自己也就伤亡千余人左右。可就在离汉境不到百里的地方，他们的箭矢用完了，再也没法突破匈奴的包围圈，只能投降了。
这就是步兵的宿命啊，不管你多么厉害、再怎么拼命努力，就算打赢了九十九场胜仗，也许还是无法彻底打败敌人；反过来，只要输一次，便是灭顶之灾，之前的所有胜利和辉煌，都变成了毫无用处的空谈。
这就是冷兵器时代骑兵那厉害之处啊。
01
从黄帝北逐荤粥到满洲入主中原，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大抵就是中原农耕民族跟塞外游牧民族之间天天打仗的故事啦。既然人家是游牧，哪怕穷得叮当乱响，也肯定少不了战马。就这样，倒霉的中原王朝在几千年里，基本上都得面对从天而降的草原骑兵。
对付骑兵，最管用的办法自然也是用骑兵。
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各带着5万骑兵，深入漠北，要和匈奴人打一场决战。这次战役是西汉历时210年里，远征距离最长、兵力规模最大、作战最艰难的一次，同时也是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卫霍二人共歼灭了敌军主力九万多人，逼得伊稚斜单于是西逃。这局面让匈奴这个曾经百蛮之地的大国，出现了“幕南无王庭”的窘境（见《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也标志着困扰西汉百余年的最大威胁，从此一去不复返。
为了那场漠北的胜利，汉武帝刘彻可真是拼了老命，几乎把囤积的财宝全都掏空了。为了凑齐卫霍二人那10万骑兵，这位汉朝天子把土地都刮出了点火星子，才勉强拉出14万匹战马（照理说，骑兵要发挥机动优势，至少得一人骑两匹马，后来蒙古那帮人甚至能做到一人操三马呢）。想让这些宝贝骑兵和战马不饿肚子，他又动员了50万士兵临时变身为支援队，推着小车，一边拼命追着卫霍的战马喂土，一边源源不断地将粮草送到前线。
可是一看卫霍凯旋回来，刘彻就把一帮会计拉到房里算账，等算完一开门，大家一看，发现这位皇帝的脸都变成绿的了。
为啥？损失太惨重了。有多惨重？刘彻他爹和爷爷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攒了几十年才攒出来的钱粮，被这几十万的人吃马喂近乎消耗一空，这个倒在意料之中；汉军在战场上损失了上万兵力，这个不算离谱，甚至可以说好于预期；但让刘彻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是战马的损失：
两军出征边塞，塞阅官和私马总共十四万匹，可回归的马儿不超过三万匹。
差不多呢，汉军每杀死一个匈奴人，都得用一匹战马来抵偿。这个代价，比起刘彻来，别说秦汉时期了，直到明清的任何皇帝，都受不了，肯定要发疯。
让刘彻他们更受不了、更想抓狂的，恐怕是匈奴这些游牧民族的战马损失比汉军还要惨。可只要给两三年空闲时间，养马的行家们就能像变魔术一样弄出更多的战马，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啊。可在中原地区呢？战马的补充恢复能力简直比赛车还快——直到漠北之战后20年，刘彻依然没办法给李陵手下那区区五千人配齐战马，真是铁证。
为什么漠北之战之后，汉军不是败了就是被迫停战呢？除了国力耗掉太多，还有卫霍之后“蜀中无大将”这事儿之外，最主要的还得说战马的供应跟不上节奏。要知道，汉兵下一次规模这么大的骑兵行动，得等到本始二年（前72年），汉宣帝刘询派出16万铁骑，分成五路大军猛力攻打匈奴，一举击败了对方，才算完结这段战事。
换句话说，到了西汉最辉煌的时期，花了差不多整整50年，才把漠北之战中丢失的十几万匹战马补足到位。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率领大军攻打高句骊，战后唐军斩获超过4万级人头，基本上把高句骊的野战机动兵力都打没了，还收复了辽东地区，自己这边损失的兵力不到两千。这事儿虽说挺败，但李世民心里却很不高兴——“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这是为啥呢？除了没能彻底灭掉高句骊，可能触动了这位一辈子战无不胜的“马上皇帝”的“精神洁癖”外，让他心碎的事儿恐怕就是“战马死者什七八”了（引文都出自《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第十四》）。
我们印象里，汉唐那些时候骑兵一直不少，结果竟然也遇到这么惨的结局，更别提宋明这两个朝代，似乎一直都是靠两条腿迈步打仗的，战事也没少吃亏。
说到明朝，其实马匹一点都不缺。毕竟蒙古人在中原呆了上百年，最喜欢干的事之一就是“弃耕还草”——到元朝灭亡时，这帮从不忘本的蒙古人在中原开了得有百个大型牧场，养的战马数量也达到了几十万匹，其中大部分都便宜了朱元璋。
话说明朝刚起步的时候，骑兵威风挺足的，像常遇春、傅友德、李文忠、冯胜、蓝玉这些将领，个个都拿骑兵突袭的技术说事。不过呢，朱元璋和朱棣那两位大将实在太喜欢打仗了，以至于明朝建立后的前五十年几乎每年都在打仗，光是大规模的北伐蒙古就搞了快二十次，战马用的那叫一个疯狂。再加上从两宋时期起，中国人口猛增，土地变得越来越紧张，矛盾不断激化。等蒙古放牧爱好者们被赶出中原后，他们曾经开辟的牧场又快速被“弃草还田”，自然，也就没法源源不断地输送战马给明军了。
明朝在西北地区的实际掌控范围差不多就到嘉峪关，哈密卫这些关西七卫加上乌斯藏其实都算是羁縻地区，根本没办法真正控制，更别说随意收资源了。至于九边防线以北的塞外地区以及辽东之外的东北，那些地方的实际控制时间也就大概20年左右。所以，像汉唐等朝代主要的战马产地，跟明朝基本扯不上关系。
所以明初时明军彪悍的骑兵历史非常短暂，甚至到了洪武末年时战马供应就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
咱们国家从辽东到甘肃一带，东西横跨六千多里，可用来作战的马儿只有十万头而已。京城、河南、山东那边虽然有一些马，可要打仗的话，想要一下子调集还真挺难的。要是形势紧迫，北平城外的马总数也不过两万多头，遇上十万骑兵，就算是古代的名将也难以在野外作战取胜。
为了填补开国二祖“败家”留下的亏空，终明一朝，朝野上下都在拼劲儿地改造马政这块儿。大家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粮，整出了多少回民苦不堪言，但直到明朝灭亡，明军的骑兵部队也没能恢复到刚开始建国时那个规模。
所以说，为什么到明中期以后，明军就只守着九边防线，不敢轻易出头了呢？即使挨打挨得再惨，也不敢再冒头了。有了不足够的骑兵支撑，就算孙吴、韩白、颇牧卫、霍统统再厉害，距离大漠草原深处闯进去，不也一样变成白白送人头的局面嘛。
02
关于骑兵灵活性的观念里，经常会出现一个误解，那就是骑兵一直都比步兵跑得更快。
要比起短途冲刺，步兵确实跟骑兵一点办法都没有——就算步兵个个都是博尔特，天天都能跑出世界纪录，而且还能以这个速度连续跑上十几、几十公里，折合成时速也不过大概35公里左右。而在中国古代战场上常用的蒙古马、伊犁马、三河马这些马种，短距离冲刺时跑速也能接近50公里每小时。
因此在战场上，一溜腿的骑兵一跑，就能把步兵追得喘不过气来。
问题在于，战马体重太大，耐力自然比不过人，而且恢复得也慢。所以，步兵如果进行突袭或者急行军，一休息一两天就能精神抖擞回来，但战马可能休息几天还是一副没精神的样子；再说，马吃草，草料的能量利用率又低，所以得多喂点儿，靠数量来补充质量。因此，古代军队常见的场景就是，步兵怎么也能几口把一顿饭吃完，而战马要啃上几个小时的草才能吃到半饱。
所以啊，古代的将军其实挺烦那些步骑混合的兵种，原因很简单，啥都不靠谱！比方说行军吧，基本就是全兵种一起走了好几天，然后步兵得先停下来建营安顿，好让骑兵追得上大部队……这不就折腾人嘛！
话说嘛，马这种动物还是挺听话的，如果你愿意放手，它们就能拼命为你跑到死——就像汉末曹操那会儿，有次下狠心，让虎豹骑一日一夜跑了三百多里（《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第二》），结果在长坂坡堵住了讨厌刘大耳朵。不过呢，虽然堵住了，人家虎豹骑也跑废了，至少这一战之后，基本就不能再用了。要是曹操还不信这个邪，信不信呢，战马都得纷纷暴毙，虎豹骑也都改行去当了步兵，不就成这样了嘛！
要说反过来，别看步兵短距离不怎么样，但长跑倒是没得比。有个例子嘛，还是在曹老板手底下，“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九·诸夏侯曹传第九》），按这个怎么算，步兵的耐力和速度也挺让人佩服的，跑得还真挺快。
想让骑兵长距离跑得快点，方法还真不少，就看出点血本来搞事——只要给战马喂上好饲料，不用到处找草。这么一来，问题就来了，战马的吃得可比人多十倍不止，耗费嘛，想都别想，光吃的花掉的钱都不少，别忘了那些跟在大军后面吃土的辎重部队，也得背负更多的负担，不然怎么行。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样的开销还是能咬牙坚持的，毕竟经济还算宽裕，可要是面对一向贫困得叮叮当当的游牧民族，那就只能干瞪眼了。所以，各朝各代的北方边军，每年基本都会搞个大规模的战备拉动，叫“防秋”。啥意思呢？就是说秋天到了，秋高马肥嘛，像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这些游牧民族都趁着马儿最有力气的时候南下抢一波或打一场，然后得赶快把马儿弄回家去，趁着马的脂肪还没耗光，等明年养好了，继续日子。
反倒是那些能养得起精饲料，不用靠季节自然枯荣的牧草的中原骑兵，就可以不受这个“黄金窗口”的限制。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常会选在游牧民族战马最虚弱的时期发动攻击，这样一来战场上的优势就更大。比方说西汉时的漠北之战，就是挑春天出击，为什么？是因为匈奴的战马刚经历一个寒冬，正是最瘦弱、最没力气的时候。所以，在跟汉军拼杀和逃跑的过程中，死于饥饿、耗死的马匹很多，这也是导致匈奴败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李靖打东突厥那个战役，也是趁着冬天最冷的时候突袭。像这样的季节，对那些游牧民族来说，基本上是禁区，是他们不敢轻易涉足的时段，于是，突袭的成功率就能提高不少。
这事嘛，前提可是得有骑兵，否则再妙的策略，也都白搭，起不到半点作用。
03
要让骑兵变得厉害，得有充足的战马供给，这当然是基础条件；不过，比起马匹，更关键的还是人。
从匈奴到满洲，为啥几乎人人都是天生的骑兵，连老弱妇孺跨上马都能骑射？因为人家就是生在马背上的民族，骑射是从娘胎里就自带的本事，想学不会都难：
小孩子能骑着羊，拿弓射鸟和老鼠；到了少年或成年人，就能射狐和兔，用来吃饭。壮年男子弓箭都能拿着，全都变成骑兵装备。
反观我们汉族，似乎耕田就是种族的天赋，那种看到一块土壤就想挖个坑种点东西的冲动。这种本事用到战场上，主要表现为擅长筑城守卫。典型例子就是长城了，修了几千年，绵延几万里。另外，咱们也挺适合当步兵——那是冷兵器时代的主力军，基本上靠密集的阵型在战场上坚持生存。而农民的天性就是怕权威，服从性和纪律都挺强，又不缺力气，简直是天生的步兵料子。
要是这个世界只剩下步兵，那从秦汉到宋明，不管哪个朝代，都很可能统治整个天下。就算是赵炅那个号称高粱河车神的人，也能变身成高粱河战神，威风八面。
就可惜啦，冷兵器时期真正的王者从来都不是步兵，而是那些骑兵们。
不少人对骑兵的了解还停留在一个误区，就是天真以为只要集齐大量的战马，就能练出一支厉害的骑兵队伍，其实这根本行不通。
有人总说宋明两朝马不够用，所以骑兵不出彩；没有骑兵，野战就打不过；野战打不过，就只能在家守着；守不住的结果就是国破家亡。结果，两个王朝都是这样被外族的马蹄碾压倒下的。
特别是宋朝嘛，几乎从来没有搞到过那么大的养马场（河湟那一块算了，弄了20多年），看着似乎马都短缺得不得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因为大宋有钱啊，这世上还有啥是花钱搞不定的？
那会儿，宋、辽、西夏这些国家互相封锁贸易，明面上确实是不让把战马卖给宋的。不过问题是，宋朝还能从吐蕃、大理之类的地方买东西，只要肯掏钱，谁还能拦着买不到马呢？就算是辽、西夏那些地方出产的马，宋也不缺。这官式贸易虽然封了，但私下走私那叫一个猖狂！尤其是在北宋时期，边军和将门几乎算是“全民经商”，钢铁、兵器、甲胄这些还敢“水”到国外去，马又有什么难的？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唐朝时期，一匹合格的战马大概要70到80贯钱左右。而等到了北宋，汴京那些达官贵人的“座驾”，也就是最贵的马，价格也就刚好超过100贯。按照经济学的说法，价格其实反映的就是供求关系，宋朝的马价并没有比唐朝高出太多，说明马的供应没有出现明显的短缺。
要知道，马不是光有就行，还得配套的装备和技术。宋朝虽然马够用，但骑兵的战术配合、训练水平啥的，可能跟唐朝那会儿比起来没那么到位。再者，宋朝主要靠步兵和弓箭，骑兵比重低，战术体系也不太偏向骑兵冲锋。加上军队的训练不够精细，骑兵在实战中的威力自然就打折了。就是说，马有了，但对应的战斗技巧和整体部署跟唐朝那会儿还是差了点儿。
其实，想想明朝的情况也挺有意思的。原因挺明显的，因为蒙古人搞“弃耕还草”的策略，到了元末明初，中原地区不仅马匹丰富，而且懂得骑射的能手也不少，所以朱元璋、朱棣才能调兵遣将，练出一支由汉人主要组成的骑兵队伍。可没想到，中原的牧场逐渐消失后，朝廷在山东、河北一带推行的马政改革，也就是所谓的民牧政策，反倒引来一大批神出鬼没的马贼，折腾得明军们苦不堪言。到了明末，马政基本废了，但奇迹般地，明军的骑兵队伍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比如辽东的铁骑和关宁铁骑。原因在于，这两支部队的士兵，基本上都是由李成梁、吴襄以及吴三桂父子在辽东招募的蒙古人、女真人和胡化的汉人构成的，骑射的天赋也深藏其族之血，再加上明朝的坚甲利刃，哪能不厉害呢？
要说宋明时期的骑兵不太给力，主要不是马的原因，而是在于兵员素质和战斗技能上差点意思。马再好，没有人能骑得顺溜，战斗用得巧，那也白搭。宋朝尤其如此，很多时候马虽然挺不错，但骑兵的训练和战术配合就跟不上，加上士兵的战斗经验不足，导致骑兵的表现不如其他朝代。相比之下，明朝那些骑兵，像辽东铁骑啥的，虽然偶尔也有问题，但整体还是靠着熟练的骑射技巧在战场上拼出个一搏。关键还是人不行，马再好也没用。
04
关于有人说汉唐和宋明是一脉相承，为什么前者的骑兵那会儿挺厉害，到了宋明反倒表现不佳，我看这得打个问号。毕竟，汉唐的骑兵多是经过长期锤炼，战术上也比较成熟，配合也得心应手。而宋明时期，战场环境变了，兵制、战略也跟着调整，兵员来源和训练方式都不同了。宋朝那套防守为主的战略，骑兵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再加上经济重心偏向边防，骑兵的整体素质和战斗技能就没有一开始那么高频次得到锻炼。明朝虽然也是继承前人的部分传统，但在战术选择上更偏重步兵和火器，一些传统骑兵的训练和实战经历少了，表现自然也难如汉唐那会儿了。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时代背景变化，战略重点转移，兵员培养和实战经验不一样，导致骑兵的战斗力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其实，宋明和汉唐比起来，最大差别在于没有那种以军功为贵的贵族阶层了。
说到军功贵族的话，用一个人作为例子，就能把这个阶层讲得明白。
提到西汉的著名将领李广，就不得不提他的祖先秦朝的名将李信；而李信的父亲和祖父，也都曾是守护边疆的封疆大吏。李广的后代中，有因为追随霍去病北击匈奴而获得关内侯封号的李敢，还有曾率领5000步兵，敢深入塞外千里的骑都尉李陵。要不是因为李陵投降匈奴，导致刘彻一怒之下灭了他的家族，陇西李氏世代从军立功的故事也许会一直传下来。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不少。自从商鞅变法打破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壁垒以后，靠打仗、靠立功来改变命运，成为许多英雄人物的共同选择。像秦朝的白起（他是秦穆公时期名将白乙丙的后裔）、王翦、蒙骜，还有西汉的王围、甘延寿、公孙贺、傅介子、李蔡、苏建、上宫桀、赵充国、廉褒、辛武贤这些人的家族，都是世代习武打仗。族里那些出色的人，必定参与军务，为自己和家族争光延名。
当然，以上提到的都是些因为成功而得以流芳青史的名字。而没那么成功，或者干脆就没成功但仍世世代代为秦汉两朝酣战不休的，更是不知凡几。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六郡良家子：
天水、陇西那边，山高林密，百姓盖以木板搭建房屋。到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些地方，地理离戎狄很近，大家都在加强防御，奋力修习战备，擅长射猎……汉朝建立之初，六郡的良家子被挑选加入羽林、期门，用他们的才能和体力担任官职，许多名将也都出自这些地方。
六郡良家子，就是秦汉时期的军事功臣贵族群体。
所谓的六郡，就是指西汉设立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和西河这六个郡，位置大致在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交界处，以甘肃一带为主。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这一带都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各大游牧民族争夺的焦点地区，具有耕作和牧养兼备、汉族和胡族交杂的特色。其实讲白点，那里汉人难免被胡化，反过来，就算是最坚决的胡人，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汉化。
因为和匈奴这些强悍的邻居每天面对面，想不搭理都难。所以，六郡的子弟大多崇尚武艺，尤其是那些出自大家族的，从小就得练习武技，骑射更是放在第一位的重要技能。
其实，这也是一种胡风。内地的孩子们大多沉迷于捧读经书，而六郡的子弟却习惯了与弓箭马匹为伍，就像那些在匈奴的同龄人一样。
毕竟也是从小和快马利箭混在一道呀，所以由六郡子弟组成的汉军骑兵，遇到匈奴人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害怕呀？
六郡子弟可不全等于六郡良家子。想要达成良家子之名，首先得家境清白，然后还得担起守护家乡的责任——遇到外敌入侵时，乡里的良家子有义务自动聚集组建军队抵抗，直到官军到来才会被编入其中继续作战。而且，良家子一旦入伍，基本就能升任为军官，所以他们必须具备文化素养，起码得熟记兵书，否则怎么可能懂得指挥打仗？
说到最关键的一点，那就得是只有有钱人才能算得上是良家子。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一个合格的六郡良家子，得自带两匹战马，一杆大戟或长矛，一把长剑，一张弓，两壶箭（共48支），一套铁甲半身或皮甲，还得准备行军一个月的军粮。这些装备要凑齐，也是费一番功夫，那经济条件若不够硬，基本办不到，汉朝那会儿，能搞到这些的人，几乎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有资本的。
因此，西汉時期最尖端的騎兵部隊——羽林騎，即便在規模最大的時候，也沒超過三千人。
西漢時期採用的是徵兵制，也就是說，基本上全民都是兵。要是漢武帝劉徹、劉詢他們想動員，一呼百應的話，幾百萬大軍輕輕鬆鬆就能召集，但那個只有三千人的羽林騎，看似微不足道，其實並不是這樣。得明白的是，這支羽林騎可以算作漢代的“中央教導隊”，裡面的每個六郡的好家子，最低也是合格的中級騎兵軍官。這些人回到家鄉，只要一聲吶喊，帶起親族、鄉黨、牧戶甚至奴婢，便可組成數萬人的精銳騎兵部隊。要是劉徹、劉詢在全國各地再稍微整合拉攏一下，漠北之戰、五路討匈奴的十幾萬騎兵，不就都湊齊了嗎？
也正是這些人，才一路追擊到北邊，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用他們的努力，塑造了大漢的威名。
05
要说两汉时期的军功贵族，比如六郡的良家子，基本上还是以一些带点胡化的汉人为主要力量；可到了唐朝，那就变成了汉化的胡人与胡化的汉人混杂在一起的大杂烩了。
说到底，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关陇集团。你看，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皇帝们的祖先，无一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和中坚力量。
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关中大行台贺拔岳接到魏孝武帝的秘密命令，开始整合关陇地区的军队，抵挡高欢，这才算是真的建立起了关陇集团。以贺拔岳的旧部为基础，这帮人搬到关中定居，胡汉混杂，文武兼备，还互相通婚，成为一支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威望和战功最盛的军事贵族。这一集团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的200多年——从西魏到隋唐，绝大部分皇帝和将领的背后，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关陇集团的痕迹。
要知道，不管是北魏皇室、贺拔岳（敕勒族），还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里的大部分人，都不是汉人，而以鲜卑族为主。隋唐之后，虽然汉族开始逐步取代鲜卑人的主导地位，但从魏晋开始的三百多年动荡时期，使汉胡之间的融合变得非常深入，也让隋唐两朝成了中国历史上胡化程度最高的汉人王朝。
别的免谈，从杨广到李渊、李世民再到李治，隋唐四代王朝的皇帝，个个都是真正的汉鲜（卑）血统混合体。皇室血统传得越深，这份混血的程度越明显，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民族融合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连隋唐的军队都不例外。比如府兵制，这可是两朝击退四方、统领天下的关键法宝，可是它最早来自哪里呢？答案是西魏时期鲜卑人搞出来的。
大统八年（542年），西魏的权臣宇文泰想对付高欢，就把流入关中的原六镇士兵和鲜卑各部，统统编到了六军里，然后又不停地把当地汉人豪族的乡兵部曲纳入进去，慢慢地，形成了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为核心的府兵制。这套府兵制度表面上看起来挺复杂，实际上需要国家在政治保障、税收政策、经济待遇，尤其是土地方面做足工作，而且门槛很高——府兵出征时，不光没有军饷，连盔甲、兵器、马匹、干粮这些装备和物资，也都得自己掏腰包买。说起来，这些东西可不便宜，一个普通家庭想搞起来都差点亏本。而且，没人能占便宜偷工减料，因为府兵一入营，专门的军官会检查他带的东西，一少一样可就得挨顿打。
因此在隋唐能当上兵的，就没有穷人。即便有，也会在报到时把屁股打烂了。而朝廷方面更是公然的“嫌贫爱富”：
挑选方式，财力相当的就取强者，能力相当的就取富者；财力又均等时，先取多丁，所以才说“如果不公平，就是舍弃富人取穷人，舍能力取弱者；舍多丁而取少丁。”（《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第二百二十七条目》）
因此，隋唐两朝的军官不仅都是靠军功晋升的贵族，连当兵的也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更重要的是，府兵这个制度还能世袭，想要保住当兵的待遇，比如授田、免税啥的，就得从小练武，当然还得弓马技艺了。
是不是和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这段话差不多？因此，隋唐只要有马，骑兵的素质就不用担心，绝不比突厥人、吐蕃人差。
其实呢，府兵制表面看着挺繁琐，实际上就是那种游牧民族平时散居在各个部落里游走，到了战时由单于、大汗一声令下，自带粮草迅速集结起来的战时制度，基本上就是全民皆兵的翻版。从匈奴到满洲人，基本上都是这么玩的，只不过我们在隋唐时期才专门搞这个，才觉得挺新鲜罢了。
06
大家都知道府兵制挺厉害的，后来的宋朝、明朝也都试图搞一波。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还模仿着做了个军户制，本以为能提振军队战斗力，结果不但没起到作用，反而让原本开国时天下闻名的明军变得像一支乞丐军似的，拖了后腿。
为什么宋朝和明朝都没能成功搞起府兵制呢？这里举个例子，大家就容易理解了。
隋末那会儿，冀州（现在的河北武邑）有个叫苏定方的富家子弟，跟着老爹一起对抗贼寇。可随着贼寇越来越猖獗，没办法，苏定方也开始加入了贼寇行列，先后投靠了窦建德、高雅贤、刘黑闼等人。等到唐朝统一天下，苏定方心灰意冷，原本打算退隐归田，但还是被朝廷征召，最终成为了匡道府的折冲都尉。
咱们都知道，隋唐时期的府兵制是由一个个军府组成的，每个府大概有800到1200人左右的兵力，折冲都尉就相当于军府的最高指挥官。那么，匡道府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据《长安志》的记载，匡道府辖区位于“（长安）朱雀街西之第四街金城坊西南角”。这个位置大概相当于今天北京某个区县下面的某个街道的武装部部长，同时还兼着某个民兵团的团长。
李靖在雪夜攻打襄城的时候，苏团长也被叫去征调，任务是带着200名骑兵作为侦察兵，专门给主力大军开路。因为这次唐军要突袭，距离颉利可汗还差好几百里，所以沿途的部落、牧民，以及突厥的探子都得干掉，防止泄密。苏定方一路顶着大雪、大雾冲杀，杀到后来，竟觉得有点打不动了。派人去打探，才发现他们竟然已经杀进了颉利可汗的大营——那可是十几万突厥兵呢，想要在那样的营地里突围，能杀得动才怪呢。
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苏定方拼尽全力，带着200骑兵硬碰十几万突厥人，想用这点人手拖住敌军，为主力部队争取宝贵的合围时间。靠着这份拼劲，才让李靖得以一举打败突厥，成就了那场著名的战役。
战事结束后，苏定方凭借战功被封为左武侯中郎将，从此进入朝中的重要视野。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他得到重用，参与征讨西突厥、平定葱岭、夷灭百济、伐高句骊，“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旧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三十三》）。最终，他官拜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封为邢国公，画像还被绘进凌烟阁，可以说是达到了人臣的最高峰。
这东西啊，不管曾经有过反唐的历史，也不看出身背景，哪怕起点再低，只要你有棱角分明的军功，就能崭露头角，光耀门楣，还能封妻荫子，前途一片光明。
这，就是靠着军功封官晋爵。
只有靠着军功封侯，才能形成军功贵族。有了这些贵族，大家才会拼尽全力地发展骑兵，这可是野战中的王牌。骑兵厉害了，才能开疆辟土、扬威海外，进而赢得更多的军功。
这，正是汉唐时期武功如此辉煌的原因所在。
至于宋明，两朝的军功封侯可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吧，别以为封个侯、封个公、封个王，就能把武将放在心上。在文官眼里，这些武将总比不上个猴子的份儿。
由于崇尚文治而抑制武力，所以那些武将基本都被文官当成贼来防备，像猪一样养着。要是真有像汉唐那年代的先辈那样心怀壮志，想立功立业、出将拜相的武将，肯定会被文官盯得死死的，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扫除他们才算快意。比如狄青、岳飞、戚继光、俞大猷的悲剧就是最好的例子，打一巴掌，拍一巴掌的实证。
那么，武将的追求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也只是想在城头后面，好好守住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就算了。要出去打仗，不光容易被契丹、女真人、蒙古、满洲的人弄死，就算没被杀，回来后也很可能被文官搞死，所以干嘛还要冒这个险呢？
既然不用出战打仗，骑兵就没啥用处。这玩意儿又得呵护着，养不起，还花钱费劲，倒不如直接杀了吃肉，或者骑上车拉拉货，赚点私房钱算了。
因此，宋明两朝虽说还有些将门在，但军功贵族的风气已经没有了，所以骑兵就没啥发挥的空间。就算马再多，他们也无法培养出一支顶尖的骑兵来。
这事儿不怪骑兵，归根结底是体制出了问题。
所以说在甲申之变的时候，李自成带着兵力逼近北京城，那个大明京营里的2.7万匹战马，能用的几乎没有几个，害怕一骑上去就挂了，能勉强骑上去还算能应付的，也就不到千匹了。
就算朱由检不想挂，也别无他法，只能认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