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的北京，天儿还挺冷，但好像能感觉到点开春的意思了。
张瑞芳站在北平的街上，瞅着那些又熟悉又有点生分的红墙灰瓦，眼泪差点没忍住掉下来。
十二年前她离开的时候，还是个在上海孤岛里挣扎着演戏的小姑娘，现在回来，早成了浑身带着故事和信念的革命文艺兵了。
三天前就听说党中央从西柏坡往这儿来赶考的消息，全城都在传，然后周副主席办公室就来人说，让她去香山住几天，还带了个叫孙维世的年轻姑娘。
那可是张瑞芳头一回见孙维世。
这姑娘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齐耳短发，眼睛亮得跟山涧里的泉水似的，一见面就笑着伸出手：张大姐，我是孙维世，周副主席早跟我提起你啦！她说话带着股子爽朗的川音，像开春刚化冻的小溪，一下子就把张瑞芳心里那点拘谨给冲没了。
俩人并肩走在香山的石板路上，孙维世就跟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从延安的窑洞讲到苏联的剧院，说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学戏的时候，斯坦尼体系怎么让她对演戏有了新认识。
张大姐你知道不？我爸爸孙炳文烈士当年和周副主席一起在德国入的党，他总说周副主席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说到她爸，孙维世的眼神忽然暗了暗，但很快又亮起来，可惜我打小记事起他就不在了，就听我妈说，他牺牲前在牢里还写诗，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张瑞芳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想起自己1937年在上海入党时，也是周副主席鼓励她的，从演《松花江上》的妞儿开始，一步步才坚定了给老百姓演戏的念头——那天在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书房里，邓大姐坐在中间给她们削苹果，笑着说：你们俩啊，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现在到了新中国，可得好好给老百姓演戏演一辈子！
1949年春天这张合影，就成了那个特殊年代最实在的纪念。
照片里，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坐在后排中间，笑眯眯地看着前排年轻人：阿英手里握着钢笔，金山穿件笔挺的西装，嘴角带着点艺术家的散漫劲儿，张瑞芳和孙维世紧挨着蹲在前排，孙维世的手自然搭在张瑞芳肩上，俩人头靠得近近的，跟说悄悄话似的。
这照片后来进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课本，成了红色文艺史上的经典画面。
那会儿的张瑞芳，早就和金山在重庆结了伴儿。
1942年山城还热着呢，她在《屈原》里演婵娟，金山演屈原，舞台上念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时候，他的眼睛就老追着她看。
戏外呢，金山是中国艺术剧社的台柱子，会用德语给她念歌德的诗，还带她去逛杜月笙在重庆开的地下赌场——那会儿他早成了杜月笙的关门弟子，身上总带着点江湖人的派头。
张瑞芳起初没太在意，她喜欢他在舞台上那股子激情，也感动于他在她和前夫余克稷离婚时默默的守护。
可后来她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东北接收满映，大冬天零下三十度，啃着冻窝头在雪地里走，这时候才发现，金山早就过惯了城里的好日子，他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跟军政要人的应酬，像细密的网，把她裹得喘不过气，她累了。
1950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成立，孙维世当导演排《保尔·柯察金》，剧院通知张瑞芳调过去，她犹豫了——不想再跟金山在一个舞台上，但组织的安排又不能拒绝。
排练场上，孙维世对艺术的执着让她佩服：为了让冬妮娅的衣服更像那么回事儿，拉着张瑞芳跑遍北京的绸缎庄，连衣服都是她自己动手改的；为了让金山演好保尔，她陪着他在宿舍里一句一句抠台词，连走路的姿势都要一点点教。
张瑞芳看着他们并肩讨论剧本的身影，忽然明白，有些感情啊，可能从根儿上就不一样。
1950年底，张瑞芳在医院病倒了。
孙维世提着保温桶来看她，坐在床边削苹果，忽然问：张大姐你跟金大哥，是不是有啥难处？张瑞芳望着窗外飘的雪花，轻声说：他像一团火，热烈是热烈，可也烫人。
我累了，想找个安稳的地方歇一歇。孙维世沉默了会儿，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要是他不值得，就别耗着了，放手吧。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三天后，俩人在民政局门口办了离婚，没吵没闹，张瑞芳就平静地说了句：你对她好点。金山嘿嘿一笑，转身就走，背影决绝。
离开青艺那天，张瑞芳没回头。
调回上海电影制片厂后，她把所有劲儿都使在演戏上。
为了演《南征北战》里的农村妇女赵玉敏，她在山东农村住了三个月，跟着老大娘下地割麦子、挑水，手上都磨出血泡了；拍《李双双》的时候，顶着大太阳在河北农村待着体验生活，晒得跟黑炭似的，但李双双那股子泼辣又善良的劲儿，一下子就活了。
1962年百花奖颁奖，她接过最佳女演员奖杯，台下掌声雷动，她想起周副主席说的：演员是人民的喉舌，要演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后，一门心思搞话剧改革，把斯坦尼体系和中国传统戏曲揉在一起，排《初升的太阳》，让舞台有了新样子；她还创办中央实验话剧院，培养出于是之、英若诚那些好演员。
可1966年文革开始了，这阵儿啊，她这么有才华的女导演就被人冤枉成特务关在牢里，受了好多折磨。
1968年10月14号，她在牢里含冤走了，才47岁。
她的骨灰后来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就刻着革命烈士孙维世之墓，跟她的人一样，朴素又亮堂。
张瑞芳后来和严励结了伴儿，严励是部队文工团转业的导演，话不多，但总在她累的时候递杯热茶。
俩人一起熬过政治运动的坎儿，一起在片场为《大河奔流》改剧本到半夜，老了还一起整理回忆录。
2012年，94岁的张瑞芳在北京走了，临走前，她摸着床头柜上那张和孙维世的合影，轻轻说：我们都做到了，给老百姓演戏活，为理想活着。
现在呢，那张香山的合影挂在国家博物馆的百年党史展厅里。
照片里的年轻人早就不在了，但他们用艺术点起的那点信仰的光——张瑞芳演活了赵玉敏、李双双，孙维世让话剧有了新生命，周副主席和邓大姐播下的火种——一直亮着，照着后来人走的路。
就像张瑞芳在《李双双》里说的：人活一辈子，总得有点追求。他们做到了，用一辈子的戏，照亮了理想的路。
